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2019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确立了中国科研诚信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随着中国科研诚信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探索中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新理念、新机制、新学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次专栏选择了三篇论文：印波的论文探究科研诚信治理的法理纠缠，以及中国科研诚信尚未系统关注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形而上问题；王飞的论文在探究西方发达国家专业化科研诚信专职人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科研诚信建设实现了建制化，但是在科研诚信专业化方面尚未形成系统认知和实践，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进路；王阳的论文探索了惩戒问题研究行为的新机制，指出了中国相关法规尚无惩戒问题研究行为，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惩戒问题研究行为的新认知和新机制，完善中国科研诚信治理框架。
20世纪以来，科学编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内在主义”“外在主义”到“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再到近年来兴起的“全球科学史”，科学史学家们不断扩宽研究视野，打破认知边界，更全面、多维、深入地去探索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进化的重大推动作用。
本期的三篇文章围绕科学史研究的实践、方法和视角展开讨论，介绍国际科学史编史学研究的特色和经验。第一篇论文张志敏、刘兵聚焦科学史期刊ISIS中与全球史有关的特刊，探讨科学史界对“全球史”这一史学概念的研究和应用。作者认为，全球史从空间上为科学史家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但同时也对既有的研究路数进行修正和框定，给科学史编撰带来重大的变化，需要对其做深入研究。第二篇安洙英、徐韵文一文在梳理科学史领域“全球转向”的认识框架和观点的基础上，论述“多中心”世界的这一构想对自然知识全球史的意义，探讨如何在“联系”和“比较”的视角下书写各地的科学史，使得科学史转化为一种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历史。”第三篇论文徐娅楠、张柏春从实践角度探讨了俄罗斯（苏联）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动因、学术风格及研究转向，为读者展示俄罗斯（苏联）科学院在1932年前探索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主线。作者强调，俄罗斯（苏联）的科学史学家为开拓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梳理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我们认识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形成及其特定与境。第四篇论文郭荣茂指出，转向后库恩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亚文化视角，可以扩宽科学史编史学的研究视野，为最终找到消弭内外史争论的合理途径奠定基础。这四篇文章所反映的国际经验应当对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有所启发。
在科技哲学的整个研究域，苏联和俄罗斯学者都展示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模式，是科技哲学发展的另一个维度，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和选择的参考系，对中国学术发展始终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专题选取的3篇文章从学派、学人到学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选择内容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莫斯科方法论小组（MMK）对当代俄罗斯哲学界具有整体性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远波欧美；已故俄罗斯科学院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院士的思想具有原创性，他不仅是苏（俄）哲学界的领袖，而且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哲学家；量子力学哲学是苏（俄）科学哲学研究的强项，他们的研究继承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又兼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在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研究方面，一度走在了世界前列。3篇论文都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仔细分析整理，提炼其精华，其中的“真材实料”殊为难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3篇文章集中呈现了苏（俄）科技哲学之一斑，对国内学界有管中窥豹的学术信息和思想价值。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知识理想在当代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研究中都没能得到重视，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其《认知非正义：权力与认知的伦理》（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一书中探索了一种认识论与伦理学相融合的路径，系统考察了人类认知实践中的非正义问题，提出了证词非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解释非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前者是指身份偏见导致听者对说者的可信度降低，后者是指社会集体解释资源的系统性缺乏使得一些人在解释其社会经历时处于不利境地。《认知非正义》自2007年出版后迅速成为了当代影响力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谷歌学术被引已达8000多次，引发了哲学、社会学、医学、法学等众多领域的广泛引述。
本专题源自2021年10月16日在浙江大学召开的“认知非正义”专题研讨会，集中探讨了与认知非正义紧密相关的概念和实践议题，由4篇论文构成。第一篇是弗里克专门为本专题写作的“Institutionalized Testimonial Injust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fession Myth”，文章回顾了《认知非正义》的核心观点和理论渊源，进一步在群体认识论和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论证了一个“制度化证词非正义”的概念。第二篇是白惠仁和高宇航的“认知非正义的概念谱系”，文章梳理了学界近十年来受弗里克启发所提出的诸多认知非正义概念并尝试提出了一个归置这些概念的框架。第三篇是潘磊的“物化与排他——关于‘证言非正义’的争论及启示”，文章结合当代社会正义理论考察了两种关于证言非正义的解读模式：“物化式”解读和“排他式”解读。第四篇是孔成思的“证言非正义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责任”，文章论证了不受道德谴责的证言非正义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何以可能。希望通过本专题的编发进一步引起学界和公众对人类知识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非正义现象的关切。
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算法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逻辑或核心驱动力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算法在实践应用中也被揭示出可能出现侵犯公众隐私、信息控制、算法偏见、歧视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等负面问题。有鉴于此，如何确保算法“向善”而不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或道德原则，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算法会产生怎样的伦理后果，一方面受到算法应用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算法自身的设计特征。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研究开始主张内嵌伦理或道德的算法设计，这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发布的人工智能治理规范中的重要构成。然而，“伦理算法”或“道德算法”的构想固然吸引人，其能否实现则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人类伦理道德原则本身的内在张力，由此凸显出对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进行审慎反思的重要性。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第一篇闫瑞峰的论文对算法设计所涉及的功利论、契约论、义务论与德性论四种伦理立场及其引发的治理争论进行了细致梳理，这为我们思考算法设计中的伦理争议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第二篇李大山的论文聚焦于自动驾驶中的道德两难问题，作者通过区分“一阶道德算法”与“高阶道德算法”，提出并论证了“自动驾驶无需高阶道德算法”这一命题，这对当前许多人呼吁的“道德算法”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应。第三篇张海柱的论文转向公共治理场景中的算法应用，作者通过对算法内在政治性的分析提出了“算法公共性”命题，并将算法公共性的实现诉诸于算法的参与式设计，从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对算法设计伦理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三篇论文角度各有侧重，观点立场也不尽相同，但均为我们反思算法设计中的伦理复杂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自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以来，人与智能机器（或曰智能机器人）的关系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热点，ChatGPT更是引爆AI新时代。科技哲学、社会学、科幻文学影视等领域均成为相关讨论的重要场域。其中，科幻文学影视中的智能机器讨论并不旨在直接指导现实实践，但其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和文化意义仍值得客观讨论。
本期“科幻中的智能机器叙事”专题3篇论文均从科幻文艺切入，考察人工智能的发展、欧美早期机器人叙事以及机器人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挑战，深入审视了科学幻想视域下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关系。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系阿尔弗雷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教授的英文论文“Science Fictions of Humanoid and Machinic AI”，以《弗兰肯斯坦》《银翼杀手》《人工智能》《她》《机械姬》等科幻经典为例，剖析了类人型和机器AI两种不同智能的区别、演变以及科幻作品在我们了解两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程林副教授的论文“1770年的‘人造智能’：从仿人智能事件到霍夫曼、比尔斯的早期机器人叙事”，以1770年的“人造智能”Schachtürke（“象棋土耳其人”）为讨论对象，还原这场“人造智能”跨世纪骗局背后的时代精神、它在欧美早期科幻中激起的多重波澜以及文学对仿人智能机器反思的特点，并指出，“象棋土耳其人”作为仿人智能早期代表虽在技术上并不真实，但其文化参考价值却不容忽视。中国科普研究所创作研究室姚利芬副研究员的论文“科幻视域下机器人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挑战”，通过考察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父母型机器人、子女型机器人和保姆型机器人，探析了机器人介入家庭后带来的亲子关系的变化。该文认为，这种新变化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如自主原则、尊重原则、关怀原则和责任原则均构成了挑战。
（专题策划：姚利芬）
19 世纪末，X 射线、放射性与电子的发现，打开了原子的大门。20 世纪初，量子力学创立。化学汲取了物理学革命的成果，摒弃了 19 世纪“原子不可分”的信念，深入到原子的微观内部去探索物质的性质。现代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诞生，并应用于生物学领域，从分子层面解释生命现象。本专题的第一篇论文讲述了鲍林关于化学键本质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展示了他凭借物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的综合精神所作出的卓越科学贡献。20 世纪西方化学的前沿动态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科学的后发国家，中国在科研创新上虽然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然而在 20 世纪中国科学举步艰难的初期，国人在学习和应用西方化学知识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教科书作为转述科学知识的载体，传统意义上并没有多大创新。但是，在第二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为了更好地传播西方化学，少部分教科书作者突破其自身所接受的知识局限，在中学化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构建上竭力探索，创造出有一定新意的教科书。第三篇论文以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例，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如何利用所学化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了四川含钡井盐导致痹病的重大民生问题。本专题的三篇论文既让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中西方化学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国人在科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奋起直追与砥砺耕耘，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崛起之源头所在。
（ 专题策划：何涓）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动物保护与动物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它不同于传统的将动物仅仅视为我们获得知识的对象或手段的“动物科研”（animal research）。从事动物研究的学者试图对比现在与过去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human-animal relationship），致力于把动物重新理解为独立于我们的知识建构与价值体系的存在。作为动物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动物保护与动物伦理方面的研究不仅持续受到了社会有关人士的关注，也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理论焦点之一。本专题的四篇文章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动物保护与动物伦理的相关问题。第一篇王晓阳与樊一锐的“动物保护与动物意识”，首先对辛格的动物平等主义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其并未清楚区分“伤害感受”与“痛苦意识”，因而导致理论所涵盖对象过于宽泛的问题。在做出适当的澄清之后，借助当前有关他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尝试对辛格动物保护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行必要的补充。第二篇王珀的“反思康德式间接义务论”区分了人对于非人类动物的弱间接义务论与强间接义务论，他认为否定动物道德地位的间接义务论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应当用弱间接义务论来替代强间接义务论。第三篇郭鹏的“物种歧视与边缘例子论证”分析了科斯嘉德、诺齐克与杜内叶对旨在反驳物种歧视的边缘例子论证的三种批评，认为他们的批评并不构成对边缘例子论证有效性的否定，同时作者也通过分析表明，诺齐克所强调的道德的整体性背景以及人与其他动物的背景性差异并不支持他所说的“种属道德”。第四篇孙亚君的“动物如何应对捕食问题”讨论了涉及食肉动物捕食行为的实践困境问题。在对三种常见的权利论应对方案逐一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应对方案，并且认为，该方案有望为权利论在面对捕食问题时提供合理的辩护。
（专题策划：王晓阳）
自2021年“元宇宙元年”以来，一个30年前提出的概念成为当前各行业热议的焦点，引发人们对科技前景和未来人类社会遐想，这是继互联网、虚拟实在和人工智能之后，又一次激发人类对于生存问题持续追问的新技术，因此，“元宇宙”不只是一项新技术，还是人类探索自身存在问题的“门洞”。本专题的5篇文章是在2022年1月15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思与言小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以及《哲学分析》编辑部联合主办“元宇宙中的科学、技术与哲学”跨学科工作坊基础上邀约的，旨在促进哲学成为“元宇宙”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新的技术革命提供哲学与伦理学支撑。第一篇是翟振明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预设”，文章从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体验开始介绍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对查尔默斯对其观点的误读给予了澄清，并提出“造世伦理学”及相关的八个伦理问题。第二篇是陈晓平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及其伦理问题——兼与翟振明教授商榷”，文章指出元宇宙的本体论原理可以派生出元宇宙的四项基本伦理学原则，进而指出翟振明教授的“造世伦理学”在理论上存在不协调，因而会陷于困境。第三篇是李珍教授的“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文章通过深入探讨元宇宙中意识主体、真实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心身关系问题的当代研究。第四篇是崔中良副教授的“元宇宙中深度沉浸感的生成本质与基础”，文章从时间的沉淀性、空间的扩展性、感知主体的行动具身性和认知的延展性四个方面探讨元宇宙深度沉浸感产生的本质与基础。第五篇是薛少华副教授和王宇轩博士生合写的“从神经罗塞塔到数字巴别塔：元宇宙的终极入口在哪里？”，文章从元宇宙的概念出发，勾勒数字时代的新巴别塔，提出脑机接口技术是进入元宇宙终极入口一个富有前景的候选者。希望通过本专题对于“元宇宙”这一热问题的冷思考，促进学界对当代数字智能社会所面临的技术、哲学和伦理学挑战进行深度关注，也为未来元宇宙社会可能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问题做必要的理论准备。
（专题策划：王晓阳）
四十年以来，在心灵哲学中，关于现象意识的研究是显学，也是难点。如何用恰当的理论框架满意地解释现象意识成为横梗在心智哲学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大拦路虎。解释鸿沟之难解也导致一些学者寻求研究转向，或者转向了更加细化的经验研究，或者完全放弃了这一话题。
本次专题重新回到解释鸿沟，选取了三种不同的回应。陈嘉映指出神经活动和意识活动之间的解释鸿沟并不是主观/客观之间的鸿沟，也不是相关性/因果性之间的鸿沟。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机制解释和叙事解释，只有从叙事解释的角度去理解解释鸿沟，才有望走出一条新路。郁锋认为解释鸿沟需要回答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两类问题的解释性知识，并对最新的运用形而上学概念（奠基）回应解释鸿沟的方案进行了辨析，指出即便我们可以填平形而上学的鸿沟，认识论的鸿沟依然无法解决。邓明艳则专门讨论是解释鸿沟本身的预设问题导致解释鸿沟无解，对意识的难易区分、僵尸论证、心物二元等基本问题做了分析。三篇专题论文的思路都是比较新颖的，为在人工智能、脑科学发展如日中天的今天，重新思考重大基本理论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专题策划：李斌、梅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