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快速发展，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手段挽救着越来越多的生命，与此同时，医学领域 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公正性难题。一方面，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创造着新的医疗需求， 但医疗资源的增长速度却总是无法满足需求的现实扩张。医疗资源成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如何 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在医学领域内部，近年来癌 症、心脏病等常见疾病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受到了公共资金和资源的大量投入和有力支持， 而一些主要流行于不发达地区的疾病或罕见病的研究则往往被边缘化，经费和资源的不足导致 相关研究滞后，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如何更加公正、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共资 源是当前医学自身在发展中所要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之，医学活动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 和生命，面对具有最高价值的生命，包括功利主义原则在内的诸多分配原则都陷入了极大的困 难和挑战，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医学领域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不仅是医学自身的道德要求，更是 对生而平等的人所应有的尊重。
本期专题中的三篇论文即是在这一议题下展开，聚焦当前医学 领域现实的公正性问题，在充分探讨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篇论文《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呼吸机的分配与公平》关注当前疫情背景下的突出伦理困 境，在临床数据无法支持现有呼吸机分配方案的前提下，提出使用个体乐透作为非临床分配方案， 促进这一关键医疗资源在特殊条件下的公平分配。第二篇论文《精准医学发展中的公正性挑战与 出路》将目光投向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上，关注其现阶段在公共资金投入的成本 - 收益、精准治 疗药物分配等方面的公正性挑战，认为精准健康理念的出现和精准预防的发展，将有效缓解精准 医学的公正性困境，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三篇论文《公共研究资源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以被忽视的热带疾病（NTDs）研究为例》着重探讨公共研究资源在不同疾病研究分配上的不足， 通过具体的数据对比，分析热带疾病研究的现状及其被忽视的原因，对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分配标 准进行了反思，认为应当引入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予以考虑。
（专题策划：陈晓莹）
在近代西方的海外扩张中，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进行医疗实践的最初目的，是维护帝国驻军、官员等殖民者的健康。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帝国扩张动机和方式的变化，西方宗主国也开始关注被殖民者的疾病与健康。于是，西方医学被引入到被殖民者之中，并整合进了帝国在殖民地的治理机制，从而成为了帝国殖民统治的组成部分。在近年来殖民史和医学史的研究中，医学不再被视为仅是治疗疾病的客观性科学，而是自身就可以产生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知识权威和政治势力，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医学常常被建构为服务于帝国扩张和统治的工具；但是，西方医学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在殖民地取得主导地位和发挥“工具性”作用的，所以，其与殖民地本土医学的接触与互动也开始受到关注和讨论。本期专题收录的三篇论文即为这一学术动向下的尝试：不仅向读者展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也突出这一扩张带来的入侵者与当地社会在医学领域中的相互作用。
第一篇论文《19-20世纪初期的帝国扩张与医学研究——以德国胶澳军医医学报告为中心的探讨》探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专业医学写作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提出即使是为扩张者服务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动机。第二篇论文《医疗化与德意志殖民帝国建构——以罗伯特·科赫三次东非行医为中心》以1896-1907年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在德属东非用“帝国医学取代土著巫医”为分析重点，力图阐明医学在德意志建立殖民帝国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篇论文《19世纪英属印度天花疫苗接种技术的调适》着重探讨了印度本土的社会、文化和气候环境等因素对天花疫苗接种技术在印度传播和接受的影响，进而呈现了东方因素在西医东传过程中的主动性作用。
（专题策划：袁玮蔓）
当代，诸科学均表现出数据驱动的特征。学科背景天差地别的科学家们，都需要处理分析大数据开展研究。只有汇聚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科研机构的数据，开展充分合作，才可能揭示不同数据集之间尚未被发现的关联、最大化地挖掘出数据可能蕴含的知识。本期专题选取三篇文章，讨论大数据驱动的科学的上述特征，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对传统科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与伦理（价值负载）带来的影响。刘伟伟的《大数据时代的科学实在论发展趋向及其特征》，表明大数据要求共享合作、使科研社会化的特征，为在实践中辩护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合理性打开了新思路。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未知关联，则可以为进一步寻找因果性提供帮助。李晓洁和丛亚丽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公平问题研究》，表明健康医疗大数据面临的公平问题，已经由小数据时代风险的公平分配转向机遇（受益）的公平分配：如果生物医学大数据无法覆盖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其发展可能加剧健康不公，只有克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进行理性的互动，才可能促进健康公平。陈泓邑和庞聪的文章则以储存健康大数据的“新基建”：生物样本数据库为切入点，考察大数据“汇聚不同来源数据，在未来开展目的不确定研究、发现当下未知关联”这一特征对科研伦理知情同意原则的挑战，并从隐私权、公民参与科学的权利以及伦理中的“公平”原则出发进行分析，讨论生物样本数据库中如何实现知情同意的精神，其主旨与李晓洁和丛亚丽的文章可谓暗合。我们希望这三篇文章能够为科学哲学和伦理学进一步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时代精神”抛砖引玉。
（专题策划：陈泓邑）
根据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直觉，一个真值载体（truthbear）是否为真取决于客观实在的特定状况，例如陈述“天在下雨”是否为真取决于实际的天气状况。试图把握这一直觉的真理论（如符合论、使真者理论）把它表达为：一个真值载体是真的，是因为在客观实在中存在使其为真的实体。按此表述，真理奠基于实在，奠基于存在的东西。这种对真理的理解是实在论的，因为研究真值载体是否为真本质上等价于研究实在是怎样的。
对于这种实在论的真理概念，一个试金石式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使得否定真理为真？例如，如果说“雪是白的”之真理奠基于事实“雪是白的”，那么“飞马不存在”这一类的否定真理，其为真是否也类似地奠基于一个事实，如事实“飞马不存在”？对此问题，一种始自罗素的回答是：确实如此。因此，这些哲学家实际上承诺了否定性存在作为实体。但是，由于否定性存在（如否定事实）在本体论上是一种非常怪异的实体，因此相当多的哲学家作出了诸多努力以避免这一承诺，并与否定性存在的拥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聚焦于这一试金石问题。“否定真理与不可满足性——解决莫尔纳问题的新尝试”系统梳理了关于否定真理之使真者的相关争论，试图借助客观存在的不可满足性来说明否定真理的使真机制；“否定事实与实在论”则尝试改进拒斥否定事实的不相容方案，通过将“不相容性”从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我们运用认知能力的结果从而规避了罗素的批评，并因此使实在论成为视角主义的；“使真者必然主义与否定真理的使真者”认为应为否定事实负责的是使真者必然主义而非使真者最大主义，然而一个简单的论证可以表明必然主义是错的，并且，一旦必然主义被拒斥后，否定真理的使真者问题会变得豁然开朗。
（专题策划：李主斌）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以引介西方学术思潮、传播近代科学思想为己任。其中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无论在人才队伍，还是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在努力吸收消化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数学理论或概念的发生进化故事的论文写作模式。这样的模式，与1980年代《自然辩证法通讯》倡导的科学启蒙的初衷是吻合的。
不过，长期坚持以单纯的“讲故事”为目的的近现代数学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偏离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研究的轨道，使得我们的研究，很难真正地被国际数学史界所接受。“近现代数学史研究再出发”的目的，就是号召我国的青年数学史工作者，从现在起，自觉地强化“问题意识”，不再仅仅满足变着花样重述一个数学史的故事，使得每一篇合格的近现代数学史论文，都至少解决了一个真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出自传统的以发现为特征的what范式之问题域，也可以出自以复原为特征的how范式之问题域，或以探析动机为特征的why范式之问题域。通过研究范式之问题域的扩张，发现或构造新的数学史问题，这与当今欧美数学史界方兴未艾的数学实操哲学（philosophy of mathematical practice）策略若合符节。我们希望，以这批文章为出发点，引导中国的近现代数学史研究，将单纯的“讲故事”的传统，扭转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上，通过提出并解决一系列近现代数学史的“真问题”，而获得国际数学史界的认可与尊重。
（专题策划：曲安京）
森林是地球表面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世界各个地区联系与互动的加强，使得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人类对森林的认知发生多次转向。人们通过日常林业实践、跨区域树木引种、远距离林产品贸易等方式重新诠释了森林的功能，传播了不同的林业技术，改变了林产品的地理分布。近年来，林业史和环境史等相关领域都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和跨区域的研究特点。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阐述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区在森林认知、林业技术和林产品贸易方面的历史联系，从而展现不同案例中森林、生态和资源之间的张力、转换与流动。
“东亚视域下森林生态功能认知的近代化”一文重点讨论学术语境下中日对森林生态功能的认知异同，主要从植树造林、林产品利用等方面展开对比；“民国时期橡胶种植技术的环境限制与本土改良”一文从橡胶引种技术在中国落地实践过程中遭遇的本土环境制约入手，阐明本土知识经验和本土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在引入西方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英帝国扩张与地方资源博弈：18 世纪印度迈索尔檀香木入华贸易始末探析”一文则探讨在近代英国殖民扩张背景下印度檀香木作为重要林产品输入中国的过程，进而分析林业资源如何成为全球与地方多元互动的重要因素。编者希冀这三篇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和讨论全球森林、生态和资源的诸多重要议题。
（专题策划：李莉）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人类社会正在构筑一个智能化环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带来了新的人机伦理问题。本专题收录了三篇相关文章：韩东屏一文探讨智能机器人意识问题的各种解答，提出了信息意识观，认为智能机器人有意识，但在意识的功能方面不能完全达到人的意识水平；文成伟等人的文章引入预知性技术伦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解决人工智能的社会后果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徐瑞萍等人的文章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域分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冲突的问题表征与肇因，并探寻人机和谐的伦理重构。这三篇文章主要围绕智能文化与人机伦理这一专题而展开，为消解人机伦理困境和重塑智能文化环境中的人机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专题策划：刁生富）
刚刚过去的2020年，人类遭遇了新冠病毒的全球性肆虐和技术民族主义甚或科技霸权主义的双重打击，人类向何处去，科学技术向何处去，成为不可回避的哲学之思。以下三篇论文从不同视角但不约而同地观察到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被遮蔽的进路：回到马克思。绍兴文理学院的张军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安维复教授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展现了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的发展状况，一种以实践辩证法为基本范畴的技术之思。这种思考对破除分析主义对科学哲学的垄断、重建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研究都有所补益。浙江大学的余根雄博士在“科技异化与健康危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生命向度”一文从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健康危机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追问科学技术的主体性与对象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科学性与伦理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等基本范畴和深层矛盾，彰显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技术之思。西安交通大学的杨栋博士在“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一文中以阿克塞洛斯的技术异化概念分析入手，逐步深化到技术形而上学或技术存在论，确认了一条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技术之思。这三篇论文向我们理证了一个破解当代技术之思的可能之路：回到马克思。
（专题策划：张军）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本专题共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袁伟的文章在梳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本质，指出了人工智能与人的根本区别所在，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的益处和风险均来自于其应用，而其应用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人工智能究竟是全面服务社会还是给社会带来风险，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方式。刘鸿宇、彭拾和王珏的文章借助大数据分析软件，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中 1998-2017 年的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展现了九十年代末以来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的 6 个知识聚类，并总结了人工智能心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征。王磊的文章提炼了一个描述人工智能赋权特征的概念——参差赋权，即人工智能技术赋权过程及其结果展现的非均衡性样态，他认为参差赋权是人工智能赋权的基本形态，并探讨了参差赋权的发生逻辑，分析了参差赋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并提出了应对风险的防范策略。
（专题策划：袁伟）
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反思是学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年6月我刊发表了王志强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批判》（以下简称王文），讨论了不同水平的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政治秩序的影响以及后人类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建构问题。吴冠军教授在《江海学刊》发表了题为《告别“对抗性模型”——关于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主义思考》（以下简称吴文）的论文，对王文的“终结论”政治哲学批判进行了学术批评。因为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较为前沿，这场争论构成了汉语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政治哲学的第一次学术交锋。为了推进相关讨论的深入，我们组织了相关理论文章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的葛四友教授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反思的前提，分析了王文与吴文讨论语境的困境，海南大学的秦子忠副教授从人类的复杂性角度出发，同时批判了王文和吴文的“终结论”与“竞速统治论”，清华大学的黄竞欧博士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这场争论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抽象性。
（专题策划：王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