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是地球表面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世界各个地区联系与互动的加强，使得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人类对森林的认知发生多次转向。人们通过日常林业实践、跨区域树木引种、远距离林产品贸易等方式重新诠释了森林的功能，传播了不同的林业技术，改变了林产品的地理分布。近年来，林业史和环境史等相关领域都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和跨区域的研究特点。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阐述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区在森林认知、林业技术和林产品贸易方面的历史联系，从而展现不同案例中森林、生态和资源之间的张力、转换与流动。
“东亚视域下森林生态功能认知的近代化”一文重点讨论学术语境下中日对森林生态功能的认知异同，主要从植树造林、林产品利用等方面展开对比；“民国时期橡胶种植技术的环境限制与本土改良”一文从橡胶引种技术在中国落地实践过程中遭遇的本土环境制约入手，阐明本土知识经验和本土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在引入西方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英帝国扩张与地方资源博弈：18 世纪印度迈索尔檀香木入华贸易始末探析”一文则探讨在近代英国殖民扩张背景下印度檀香木作为重要林产品输入中国的过程，进而分析林业资源如何成为全球与地方多元互动的重要因素。编者希冀这三篇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和讨论全球森林、生态和资源的诸多重要议题。
（专题策划：李莉）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人类社会正在构筑一个智能化环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带来了新的人机伦理问题。本专题收录了三篇相关文章：韩东屏一文探讨智能机器人意识问题的各种解答，提出了信息意识观，认为智能机器人有意识，但在意识的功能方面不能完全达到人的意识水平；文成伟等人的文章引入预知性技术伦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解决人工智能的社会后果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徐瑞萍等人的文章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域分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冲突的问题表征与肇因，并探寻人机和谐的伦理重构。这三篇文章主要围绕智能文化与人机伦理这一专题而展开，为消解人机伦理困境和重塑智能文化环境中的人机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专题策划：刁生富）
刚刚过去的2020年，人类遭遇了新冠病毒的全球性肆虐和技术民族主义甚或科技霸权主义的双重打击，人类向何处去，科学技术向何处去，成为不可回避的哲学之思。以下三篇论文从不同视角但不约而同地观察到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被遮蔽的进路：回到马克思。绍兴文理学院的张军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安维复教授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展现了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的发展状况，一种以实践辩证法为基本范畴的技术之思。这种思考对破除分析主义对科学哲学的垄断、重建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研究都有所补益。浙江大学的余根雄博士在“科技异化与健康危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生命向度”一文从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健康危机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追问科学技术的主体性与对象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科学性与伦理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等基本范畴和深层矛盾，彰显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技术之思。西安交通大学的杨栋博士在“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一文中以阿克塞洛斯的技术异化概念分析入手，逐步深化到技术形而上学或技术存在论，确认了一条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技术之思。这三篇论文向我们理证了一个破解当代技术之思的可能之路：回到马克思。
（专题策划：张军）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本专题共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袁伟的文章在梳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本质，指出了人工智能与人的根本区别所在，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的益处和风险均来自于其应用，而其应用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人工智能究竟是全面服务社会还是给社会带来风险，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方式。刘鸿宇、彭拾和王珏的文章借助大数据分析软件，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中 1998-2017 年的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展现了九十年代末以来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的 6 个知识聚类，并总结了人工智能心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征。王磊的文章提炼了一个描述人工智能赋权特征的概念——参差赋权，即人工智能技术赋权过程及其结果展现的非均衡性样态，他认为参差赋权是人工智能赋权的基本形态，并探讨了参差赋权的发生逻辑，分析了参差赋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并提出了应对风险的防范策略。
（专题策划：袁伟）
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反思是学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年6月我刊发表了王志强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批判》（以下简称王文），讨论了不同水平的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政治秩序的影响以及后人类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建构问题。吴冠军教授在《江海学刊》发表了题为《告别“对抗性模型”——关于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主义思考》（以下简称吴文）的论文，对王文的“终结论”政治哲学批判进行了学术批评。因为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较为前沿，这场争论构成了汉语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政治哲学的第一次学术交锋。为了推进相关讨论的深入，我们组织了相关理论文章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的葛四友教授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反思的前提，分析了王文与吴文讨论语境的困境，海南大学的秦子忠副教授从人类的复杂性角度出发，同时批判了王文和吴文的“终结论”与“竞速统治论”，清华大学的黄竞欧博士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这场争论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抽象性。
（专题策划：王志强）
本专题收录的文章，尽管角度各异，但写作的背景和主题是一致的。2020年是自然辩证法创始人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这位思想家、哲学家和伟大的“第二小提琴手”，并在新的时代推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向前发展，是我们编发这组文章最基本的背景。基于这个背景，两位国内学者和一位欧洲学者围绕自然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思想、自然辩证法所开创的理论范式所蕴含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以及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丰富的问题意识进行了讨论。本期人物评传则讲述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共同体的先辈们开创了良好的学术传统，我们期待这组纪念文章能够推动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深入思考。
今年8月6日，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去世，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悼念。在国内，传媒的纪念行动已经成为一场颇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斯蒂格勒之死，将人们目光吸引到技术哲学上来。技术哲学的未来何在？无论如何，斯蒂格勒紧追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精神，值得中国技术哲学界同仁认真学习：现时代是技术时代，哲学应当做出回应。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技术发展日异月新，工程领域更是首屈一指，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可以利用国情优势，接续传统，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赢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世界与中国日渐活络的交流往来，两个世界间的文化与物质逐渐在各个场境中相遇并交融，在这其中博物类图像的流行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现象。图像的优势即在于它具有一种打破文字障碍，使人们直观理解被描绘事物的视觉再现功能，17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博物学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借助于绘图的帮助。明末之后的中国正是处在这种博物图像制作的潮流中，一方面人们将西方舶来的图像进行改造吸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借助这种广泛的文化、物质交流，观察描绘流入本地的新鲜事物，尤其是清中后期以来，在经世济用为目的的实学倡导下，更多的士人加入到观察研究生活世界的潮流之中，许多文人画家开始将生活中的奇异之物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奇趣的引导下探究现实世界中的博物学，这一时期，博物学性质的绘图普遍出现并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西方日渐高涨的博物学研究。本期专题将以三个研究案例向读者展示那个时代中国博物类图像的创作与交流。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中，第一篇论文“水火图咏：晚明西来知识模式对明代社会的深入影响”尝试通过晚明以来中国地图中水纹的形态和火炮类兵书中出现的火器图式，阐明西方知识体系对晚明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篇论文“极乐鸟在中国：从一幅‘边鸾’款花鸟画谈起”，以中国传统绘画中一幅出现极乐鸟形象的绘画为线索，展开这种异域物产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下，其形象及羽毛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第三篇论文“写生与想象的杂糅：赵之谦的博物画研究”以博物学的视角，对赵之谦在《异鱼图》卷中海洋动物图像进行考证，并对画家采用写生和想象交融的创作方式进行探究。
实验哲学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主张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这种跨学科研究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概念分析哲学的批评和实验哲学的回应成为哲学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实验哲学呼吁哲学学者重新看待哲学和科学的互动关系，在新的时代追求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合作。本次专题选取了 4 篇实验哲学文章，梅剑华的《重复危机与实验哲学》是从重复危机对心理学的挑战来考察重复危机是否对实验哲学构成挑战。聂敏理的《哲学与实验——实验哲学的兴起及其哲学意义》从哲学传统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角度对实验哲学的价值进行了阐发，通过介绍当代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论战，表明实验哲学对传统的哲学问题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张学义通过引入功能核磁共振（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心灵理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从实验哲学角度试图回答这一哲学难题。王洪光对实验哲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批评，这种批评有助于实验哲学家对于使用调查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觉。本次四篇文章视角各有不同，对实验哲学在国内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希望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得到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
关于因果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如火如荼，更是对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闯教授在 2018 年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成立大会上曾这样说：“欲要理解智能，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因果性”；而加州理工的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区柯克也那样说过：“我们正身处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那些研究因果本质的哲学家。在过去十年左右，我们目睹了奔涌而来的哲学努力以试图敲开包裹着这个问题的重重硬壳，且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这些用词是令人振奋的，前景让人乐观。但是横亘在现实研究中的那些困难和问题却仍然有待于这个行当的从业者“汗滴禾下土”的努力和辛劳。其中筋骨交错的难点有：过决定问题、传递性问题、因果的形式定义和因果发现问题等。本期专题组织的三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对这些难点的解读或者回应，吴小安和裘江杰的文章主要讨论了基于因果模型的因果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传递性问题；杨仁杰则从当今机器学习的因果发现算法中获得灵感来回应传统的归纳怀疑论。我们期待这个专题能让读者了解到因果问题的相关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学人在这个方面的探索和推进。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