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题收录的文章，尽管角度各异，但写作的背景和主题是一致的。2020年是自然辩证法创始人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这位思想家、哲学家和伟大的“第二小提琴手”，并在新的时代推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向前发展，是我们编发这组文章最基本的背景。基于这个背景，两位国内学者和一位欧洲学者围绕自然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思想、自然辩证法所开创的理论范式所蕴含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以及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丰富的问题意识进行了讨论。本期人物评传则讲述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共同体的先辈们开创了良好的学术传统，我们期待这组纪念文章能够推动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深入思考。

今年8月6日，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去世，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悼念。在国内，传媒的纪念行动已经成为一场颇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斯蒂格勒之死，将人们目光吸引到技术哲学上来。技术哲学的未来何在？无论如何，斯蒂格勒紧追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精神，值得中国技术哲学界同仁认真学习：现时代是技术时代，哲学应当做出回应。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技术发展日异月新，工程领域更是首屈一指，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可以利用国情优势，接续传统，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赢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世界与中国日渐活络的交流往来，两个世界间的文化与物质逐渐在各个场境中相遇并交融，在这其中博物类图像的流行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现象。图像的优势即在于它具有一种打破文字障碍，使人们直观理解被描绘事物的视觉再现功能，17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博物学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借助于绘图的帮助。明末之后的中国正是处在这种博物图像制作的潮流中，一方面人们将西方舶来的图像进行改造吸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借助这种广泛的文化、物质交流，观察描绘流入本地的新鲜事物，尤其是清中后期以来，在经世济用为目的的实学倡导下，更多的士人加入到观察研究生活世界的潮流之中，许多文人画家开始将生活中的奇异之物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奇趣的引导下探究现实世界中的博物学，这一时期，博物学性质的绘图普遍出现并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西方日渐高涨的博物学研究。本期专题将以三个研究案例向读者展示那个时代中国博物类图像的创作与交流。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中，第一篇论文“水火图咏：晚明西来知识模式对明代社会的深入影响”尝试通过晚明以来中国地图中水纹的形态和火炮类兵书中出现的火器图式，阐明西方知识体系对晚明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二篇论文“极乐鸟在中国：从一幅‘边鸾’款花鸟画谈起”，以中国传统绘画中一幅出现极乐鸟形象的绘画为线索，展开这种异域物产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下，其形象及羽毛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第三篇论文“写生与想象的杂糅：赵之谦的博物画研究”以博物学的视角，对赵之谦在《异鱼图》卷中海洋动物图像进行考证，并对画家采用写生和想象交融的创作方式进行探究。

实验哲学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主张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这种跨学科研究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概念分析哲学的批评和实验哲学的回应成为哲学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实验哲学呼吁哲学学者重新看待哲学和科学的互动关系，在新的时代追求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合作。本次专题选取了 4 篇实验哲学文章，梅剑华的《重复危机与实验哲学》是从重复危机对心理学的挑战来考察重复危机是否对实验哲学构成挑战。聂敏理的《哲学与实验——实验哲学的兴起及其哲学意义》从哲学传统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角度对实验哲学的价值进行了阐发，通过介绍当代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论战，表明实验哲学对传统的哲学问题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张学义通过引入功能核磁共振（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心灵理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从实验哲学角度试图回答这一哲学难题。王洪光对实验哲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批评，这种批评有助于实验哲学家对于使用调查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觉。本次四篇文章视角各有不同，对实验哲学在国内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希望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得到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

关于因果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如火如荼，更是对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闯教授在 2018 年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成立大会上曾这样说：“欲要理解智能，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因果性”；而加州理工的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区柯克也那样说过：“我们正身处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那些研究因果本质的哲学家。在过去十年左右，我们目睹了奔涌而来的哲学努力以试图敲开包裹着这个问题的重重硬壳，且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这些用词是令人振奋的，前景让人乐观。但是横亘在现实研究中的那些困难和问题却仍然有待于这个行当的从业者“汗滴禾下土”的努力和辛劳。其中筋骨交错的难点有：过决定问题、传递性问题、因果的形式定义和因果发现问题等。本期专题组织的三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对这些难点的解读或者回应，吴小安和裘江杰的文章主要讨论了基于因果模型的因果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传递性问题；杨仁杰则从当今机器学习的因果发现算法中获得灵感来回应传统的归纳怀疑论。我们期待这个专题能让读者了解到因果问题的相关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学人在这个方面的探索和推进。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近年来，基因编辑发展突飞猛进，推动人类自然演进与人工选择博弈的关键阶段加速到来。 基因编辑应该受到怎样的伦理规制，才能确保其提供给人类发展更值得憧憬的可能，而不是不 可预知的灾难。本期专题选刊三篇不同角度的文章进行探讨与反思。

李新苗、刘鸿宇、王珏运用知识图谱方法梳理了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认 为人类基因编辑伦理与非人类基因编辑伦理研究应当并重，强化科研道德与伦理审查。唐魁玉、 张旭从实践理性批判视角对基因编辑的伦理困境进行反思，提出充分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是基因编辑长远发展的技术和伦理双重保障。阮凯主张在交往理 性与商谈伦理的基础上探讨开放性基因伦理建构的合理性，强调基因技术离不开普遍性、规范 性的伦理约束，集体的、主体间性的和全人类的责任须放在首位。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向度 对基因编辑进行伦理审思，并对基因编辑的合理运用与发展提出伦理构想。

“法律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法律”是两个极为相似的概念，经常被混用，也很容易被混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交叉问题研究，但事实上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法律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中的应用，属于人工智能的子领域和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后者是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出的相关法律问题，如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操控甚至法律主体资格等等，本质上属于法学的分支。本专题共三篇文章，前两篇属于法律人工智能范畴，第三篇属于人工智能法律范畴。熊明辉在系统梳理法律人工智能学术简史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学科意义上来讲，法律人工智能发展过程经过了一个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的演进过程；黎娟和王春穗采访了当代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法律人工智能杂志》主编凯文·阿什利，用口述史的方式深度挖掘了他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之路，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在阿什利看来，法律人工智能是人类的辅助者而非取代者，回答了人们经常会问及的“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法律人”的问题；吴高臣探讨的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其结论是“从现实性出发，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尚待时日”，从法学视角回答了“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的问题”，恰好与阿什利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哲学史上，怀疑论问题是知识论领域的核心困难之一，而在当代知识论这一现状仍未改变。当代最流行的彻底怀疑论的核心观点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命题知识是不可能的。怀疑论问题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此问题的重要性。怀疑论挑战关乎知识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只有这一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才能让知识论的其它研究具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怀疑论问题更是具有哲学趣味的。这或许是由于该问题的困难与复杂对哲学家们造成了理智的挑战，但更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一种内生价值。通过对怀疑论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思考，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知识论研究的任务、起点与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宿敌，不如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与理论良心。

基于上述视角，本专题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严肃思考怀疑论挑战并且发现怀疑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正面价值？如何借助哲学治疗的方法消解怀疑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将促使我们对当代怀疑论获得更深入的把握。本专题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德性知识论、枢纽知识论与知识论析取主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进路分析怀疑论问题并开辟了新的问题域。

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现的途径。闫坤如的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前提，强调需通过“合乎伦理设计”将人类规范和道德嵌入人工智能，并分析了“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基础。杜严勇的文章从管理、关系和技术三个层面讨论了建构友好人工智能的问题。希望以上四篇文章的探讨，能够推进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知识是流动的，虽然“冲击-反应”解释模型并不尽如人意，但不能否认外来现代医学知识的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医学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的重大推动作用。
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往往相互促进。知识转型带来了观念的变革，观念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知识转型。正如李彦昌对“废医存药”的考察中所展现的，来华医学传教士等人以现代医学知识为参照而对传统中医理论与药物辩证地批判，是“废医存药”思想的知识源头。此外，还展现了现代医学知识在华传布的深度与广度和“废医存药”视域转换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废医存药”对传统医学话语体系和“废止中医案”“中药科学化”等运动的深远影响，彰显了“观念的力量”。
观念变革需要“除旧”。“除旧”不仅是为尽快荡涤旧习，更是为布新开辟道路。“除旧”需要首先辨别何者为“旧”，其次需要寻找“除旧”的有效手段。杜敦科关于民国期刊与民众防疫心态批判的考察，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作者在细致分析近代民众在接受现代防疫知识中呈现的心理与观念障碍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各类期刊在防疫心态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观念变革需要“布新”。“布新”同样需要知识推动与物质的承载。外来的“血压”与“血压病”知识，通过报刊宣传与诊所实践以及借助“血压计”这一有形的物质承载，得以在近代中国逐渐传布，并逐渐为民众所理解与接收。恰如张蓓蓓所描述的，“血压”“血压计”等知识对近代中国的医学观念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