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X 射线、放射性与电子的发现，打开了原子的大门。20 世纪初，量子力学创立。化学汲取了物理学革命的成果，摒弃了 19 世纪“原子不可分”的信念，深入到原子的微观内部去探索物质的性质。现代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诞生，并应用于生物学领域，从分子层面解释生命现象。本专题的第一篇论文讲述了鲍林关于化学键本质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展示了他凭借物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的综合精神所作出的卓越科学贡献。20 世纪西方化学的前沿动态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科学的后发国家，中国在科研创新上虽然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然而在 20 世纪中国科学举步艰难的初期，国人在学习和应用西方化学知识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教科书作为转述科学知识的载体，传统意义上并没有多大创新。但是，在第二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为了更好地传播西方化学，少部分教科书作者突破其自身所接受的知识局限，在中学化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构建上竭力探索，创造出有一定新意的教科书。第三篇论文以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例，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如何利用所学化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了四川含钡井盐导致痹病的重大民生问题。本专题的三篇论文既让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中西方化学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国人在科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奋起直追与砥砺耕耘，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崛起之源头所在。
（ 专题策划：何涓）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动物保护与动物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它不同于传统的将动物仅仅视为我们获得知识的对象或手段的“动物科研”（animal research）。从事动物研究的学者试图对比现在与过去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human-animal relationship），致力于把动物重新理解为独立于我们的知识建构与价值体系的存在。作为动物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动物保护与动物伦理方面的研究不仅持续受到了社会有关人士的关注，也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理论焦点之一。本专题的四篇文章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动物保护与动物伦理的相关问题。第一篇王晓阳与樊一锐的“动物保护与动物意识”，首先对辛格的动物平等主义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其并未清楚区分“伤害感受”与“痛苦意识”，因而导致理论所涵盖对象过于宽泛的问题。在做出适当的澄清之后，借助当前有关他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尝试对辛格动物保护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行必要的补充。第二篇王珀的“反思康德式间接义务论”区分了人对于非人类动物的弱间接义务论与强间接义务论，他认为否定动物道德地位的间接义务论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应当用弱间接义务论来替代强间接义务论。第三篇郭鹏的“物种歧视与边缘例子论证”分析了科斯嘉德、诺齐克与杜内叶对旨在反驳物种歧视的边缘例子论证的三种批评，认为他们的批评并不构成对边缘例子论证有效性的否定，同时作者也通过分析表明，诺齐克所强调的道德的整体性背景以及人与其他动物的背景性差异并不支持他所说的“种属道德”。第四篇孙亚君的“动物如何应对捕食问题”讨论了涉及食肉动物捕食行为的实践困境问题。在对三种常见的权利论应对方案逐一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应对方案，并且认为，该方案有望为权利论在面对捕食问题时提供合理的辩护。
（专题策划：王晓阳）
自2021年“元宇宙元年”以来，一个30年前提出的概念成为当前各行业热议的焦点，引发人们对科技前景和未来人类社会遐想，这是继互联网、虚拟实在和人工智能之后，又一次激发人类对于生存问题持续追问的新技术，因此，“元宇宙”不只是一项新技术，还是人类探索自身存在问题的“门洞”。本专题的5篇文章是在2022年1月15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思与言小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以及《哲学分析》编辑部联合主办“元宇宙中的科学、技术与哲学”跨学科工作坊基础上邀约的，旨在促进哲学成为“元宇宙”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新的技术革命提供哲学与伦理学支撑。第一篇是翟振明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预设”，文章从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体验开始介绍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对查尔默斯对其观点的误读给予了澄清，并提出“造世伦理学”及相关的八个伦理问题。第二篇是陈晓平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及其伦理问题——兼与翟振明教授商榷”，文章指出元宇宙的本体论原理可以派生出元宇宙的四项基本伦理学原则，进而指出翟振明教授的“造世伦理学”在理论上存在不协调，因而会陷于困境。第三篇是李珍教授的“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文章通过深入探讨元宇宙中意识主体、真实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心身关系问题的当代研究。第四篇是崔中良副教授的“元宇宙中深度沉浸感的生成本质与基础”，文章从时间的沉淀性、空间的扩展性、感知主体的行动具身性和认知的延展性四个方面探讨元宇宙深度沉浸感产生的本质与基础。第五篇是薛少华副教授和王宇轩博士生合写的“从神经罗塞塔到数字巴别塔：元宇宙的终极入口在哪里？”，文章从元宇宙的概念出发，勾勒数字时代的新巴别塔，提出脑机接口技术是进入元宇宙终极入口一个富有前景的候选者。希望通过本专题对于“元宇宙”这一热问题的冷思考，促进学界对当代数字智能社会所面临的技术、哲学和伦理学挑战进行深度关注，也为未来元宇宙社会可能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问题做必要的理论准备。
（专题策划：王晓阳）
四十年以来，在心灵哲学中，关于现象意识的研究是显学，也是难点。如何用恰当的理论框架满意地解释现象意识成为横梗在心智哲学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大拦路虎。解释鸿沟之难解也导致一些学者寻求研究转向，或者转向了更加细化的经验研究，或者完全放弃了这一话题。
本次专题重新回到解释鸿沟，选取了三种不同的回应。陈嘉映指出神经活动和意识活动之间的解释鸿沟并不是主观/客观之间的鸿沟，也不是相关性/因果性之间的鸿沟。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机制解释和叙事解释，只有从叙事解释的角度去理解解释鸿沟，才有望走出一条新路。郁锋认为解释鸿沟需要回答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两类问题的解释性知识，并对最新的运用形而上学概念（奠基）回应解释鸿沟的方案进行了辨析，指出即便我们可以填平形而上学的鸿沟，认识论的鸿沟依然无法解决。邓明艳则专门讨论是解释鸿沟本身的预设问题导致解释鸿沟无解，对意识的难易区分、僵尸论证、心物二元等基本问题做了分析。三篇专题论文的思路都是比较新颖的，为在人工智能、脑科学发展如日中天的今天，重新思考重大基本理论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专题策划：李斌、梅剑华）
STS 重要学者、社会学家、声音研究学者、康奈尔大学 STS 系杰出教授特里弗·平齐（Trevor Pinch）于2021年年末去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本期的纪念专题共组织了四篇文章，以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追忆平齐的短文开场，带我们领略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诞生和壮大之时的风光。随后，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与胡万亨总结了平齐的学术生涯，概述了其主要工作。平齐在中国主要是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重要成员而为人所知；作为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理论的开创者则所知不多；至于作为“声音研究学者”和“经济社会学者”的身份，更少有人知。再后，王婧就平齐的合成器研究及其对声音物质性的强调进行分析，展现了平齐的 SCOT 理论是如何在声音研究领域发挥其独特价值的。声音研究是平齐学术生涯中后期的主要阵地，他创建并推动声音研究的发展，同时，他也是一名实验音乐人。最后一篇是徐秋石的钢琴 STS 史研究，将平齐的 SCOT 理论和声音研究理论融合并应用到钢琴这个具体的案例之中。平齐总是强调，STS 就是要做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脱离案例无法讲理论。他还强调，到历史中去，到田野中来，做能获得乐趣的研究。平齐过世后的第二天，夏平在给徐秋石的邮件中说：“Trevor 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还是这个领域中最和善、最优雅、最谦逊的学者之一，只是这些高尚的德行并不为众人所知。”
（专题策划：徐秋石）
从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科学呈现出多重面相。这不但在于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和技术源泉，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在于科学作为一种看待、体验和操控自然的方式，与文明中其它理解世界的隐喻、象征、情绪等交织在一起，从而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叙述特征和风格相互联系与纠缠。
本期的三篇文章围绕着地图、机械与植物学三种类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宗教、艺术的话题展开讨论。第一篇论文“持仪观海——马戛尔尼使团对清代中国的初访与科学测绘”研究了清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应用成熟的科学测绘术和绘画记录，呈现出对中国沿海和内地地理图示、社会风貌和文化的理解，写景地图与航海图成为东方与西方相互沟通的极佳载体。第二篇论文“作为创世隐喻的自鸣钟——反思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引入的钟表与机械知识”讨论了明清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机械钟，钟表及其相关机械知识是传教士向中国士人学者阐释宇宙观的重要渠道。第三篇论文“福玻斯之冠——西方古典时期月桂冠冕的科学与艺术”，围绕植物学的科学世界与古典文化、风俗、艺术图像的紧密联系，勾勒出古代时期植物冠冕作为希腊和罗马宗教、祭祀与艺术中的重要象征。
（专题策划：郭亮）
关于生命体本质的思考一直贯穿于自然哲学家们的研究之中。近几十年来，由于生命科学本身的巨大进展，也由于科学哲学研究主题的深化，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特征，生物学哲学研究不但要紧贴生物学的前沿，而且也要进一步拓展哲学思想资源。经典哲学家有关生物学哲学的思想值得进一步挖掘。本专题共由3 篇论文构成，第一篇是阙玉叶的“亚里士多德物理生理学对宇宙论中“太阳- 生命”模型的构建”，文章通过反驳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向下的必要性”缺乏的批判提出其事实上构建了其物理生理学上的“太阳- 生命”模型。第二篇是程府的“康德科学观下的生物学解释难题”，文章讨论了康德哲学未能将生物的特征整合到系统物理学的框架之中而遗留的生物的解释难题。第三篇是陈勃杭的“谢林的生物演化学说”，他以理查兹的阐释为基础阐释了谢林的生物演化学说。希望通过本专题的编发促进学界对经典哲学家的生物学哲学思想的关注。
（ 专题策划：李斌）
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部著名文集《博物学文化》和《博物学世界》看，“博物学文化”已经成为标准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博物（学）得到科学史、环境史、人类学、自然教育、科学文化、科学哲学、保护生物学、科学传播学、自然文学、生活史等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理由不完全一致。在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学科群中多数人挖掘博物学，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相近，可以锦上添花，补充正统探究的不足。但也有人认为，博物学之所以有魅力，恰在于它无法化归为自然科学；此时翻出古老的博物学有更大的野心：既看到了它与科学的相关性更看到其间的差异性。帝国型博物学迅速得到重视，多半因为它与自然科学接近，容易转化为正规科学史叙述；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博物学不大被重视，是因为它贴近生活而显得过于“肤浅”，比如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梭罗的《瓦尔登湖》、格雷的《鸟的魅力》在科学史家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如果考虑到“自然”高于“科技”，或者考虑博物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平行论”，将会有另一番景象。复兴阿卡迪亚型博物学有助于认清科技支撑之现代性的弊病，有助于重建一种适合天人系统持久生存的自然观、人生观、发展观。《自然辩证法通讯》广泛探讨科技文化的诸层面，重视硬科技理所当然，但自然辩证法并不等同于科技辩证法，科技本身并非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本刊重视博物学文化研究，已刊出了两个专题“帝国主义与博物学”（2019 年第11 期）和“图像与博物学”（2020 年第10 期）。本期刊出三篇文章聚焦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将进一步扩展相关学术空间。第一篇讨论了与怀特类似的博物学家米特福德及其《我们的村庄》；第二篇讨论日本万叶博物学，它提供了一种感受、认知和体验自然的有趣方式；第三篇讨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对于减少现代性风险的启示。
（ 专题策划：刘华杰）
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与卡特赖特、朗基诺、杜普雷、道格拉斯等学者一道推动了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的社会和政治维度研究。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真理与民主》（Science, Truth and Democracy）当中，基切尔借鉴了罗尔斯《正义论》提出了“良序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作为能够促进人类基本善的科学理想图景，并将这一理想模型运用于科学研究议程的设置当中。“良序科学”模型及其所创导的科学哲学的扩展趋势，不仅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STS等理论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更是在科学研究和科技政策实践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应。
本专题旨在反映“良序科学”理论二十年来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产生的这些积极作用，共由3篇论文构成。第一篇是由基切尔为此专题专门写作的“变形记：反思《科学、真理与民主》”（METAMORPHOSIS: Some Reflections on Science, Truth, and Democracy），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他是如何转向关注与科学相关的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这样一个“主流”科学哲学家的“变形记”也恰恰反应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重大变化趋势。第二篇是袁海军的“论科学自主的社会根源”，他将“良序科学”视为当代科学哲学家整合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典范，文章论证了基切尔如何兼顾了科学自主与社会约束，从而让社会价值在科学事业中具有合法性。第三篇是白惠仁的“基础研究与良序科学”，文章提出“良序科学”作为科学哲学家所论证的关于现代科学形态的理想模型，蕴含了一种扩展科学多样性的思路，这为我国当前构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供了启发。希望通过本专题的编发促进学界和公众对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科学与公共价值议题的关注。
（专题策划：白惠仁）
2020 年 12 月 12 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京召开创新发展研讨会，特别邀请了科学史领域的青年学者为杂志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在此次会议期间，我们请这些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进一步具体深入地谈一谈国际科学史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科学史学科未来的期望，从而形成了眼前的这一期“科学史学科发展笔谈”专题。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科学史”一词，它包含了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
万兆元介绍了牛津大学的科学史、医学史与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和现状，凸显出科学史博物馆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黄相辅相继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系、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及中国台湾的科学史研究概况，展示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技政策等多学科交叉的吸引力和爆发力。陆伊骊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史研究为参照，探讨了科学史发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并进而精准地指出了中国科学史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王安轶介绍了柏林工业大学的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强调重视理论与方法是德国科技史研究的基本特质，而这一点恰好有助于矫正国内科技史界“重史料、轻理论”的积习。袁玮蔓以柏林夏里特医科大学的医学史研究为例，探讨了德国医学史学科发展的特点，希望中国医学史研究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建制化，并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的研究。除了专题的五篇文章之外，本期的科学技术史栏目还刊登了沃尔夫冈·科尼希的“德国的技术史研究”一文，全面介绍了德国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主要关注的问题。这些文章以语境主义的手法描绘出英、美、德各国科学史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通过借鉴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得失，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将会更加独立、开放、包容和多元，突破固有的学术传统或谱系，建立众多可延展的研究范式，变得更加充满活力而富于流动性。
（专题策划：柯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