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4日至7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重置现代性！”系列工作坊，随后来到北京举办了三场讲座，所到之处掀起了一阵拉图尔热。在拉图尔来访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特聘的卡尔·米切姆教授就在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米切姆教授。回顾拉图尔的工作，贯穿始终的是行动者网络。当拉图尔意识到他的工作有可能妨碍公众对全球变暖的接受时，转而支持科学家，并提出用“盖娅”这一全球生态网络来取代对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李曈对“盖娅”、“人类纪”的相关概念做了详尽的解释，指出拉图尔通过一个个案例剖析，发现西方社会的病因是现代性。张亢则针对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做了深入的综述，她认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导了拉图尔的人类学研究，以政治生态学替代现代性正是拉图尔近期工作的重点。最后一篇文章来自法国技术哲学家丹尼尔·塞雷苏埃尔（Daniel Cérézuelle），他从理论层面对拉图尔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四位作者从不同视角对相关理论的回顾和评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拉图尔的最新思想动态及其局限性。
人类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很多新的课题。西方线性史观认为人类生产力是单线发展的，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永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人类必将否定之否定地回到某些简单再生产。如今，回归自然、回归心手相应的经验生活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工艺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其对经验生活的强调，是符合人类身心需要的，必将在未来社会发扬光大。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振兴传统工艺已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中华优秀工艺文化的传承受到高度重视。本刊特以专题刊登传统工艺方面一组文章，为此目标做出努力。
17至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紧密联系，一起绘制出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版图。在认知层面上，博物学家以“科学”、“统一”的分类和命名体系取代地方性知识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知识和文化侵略。在实作层面上，博物学家通过引种和移植物种，助长了帝国主义对新大陆自然的掠夺，进一步彰显了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互生关系。国家、学术机构、贸易公司、种植园、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传教士等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构筑和维系着帝国博物学的复杂网络；处于底层的本土居民和奴隶，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参与者，同样是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对帝国博物学进行科学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博物学实践、性别等多面向的探索，方可呈现一个全面丰富的帝国博物学图景，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即是抛砖引玉的尝试。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论文“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重点讨论在“理性帝国”背景之下，林奈体系如何凭借其实用、简洁、标准化的特性完成了帝国博物学理论的建构，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被广泛接受和采纳；第二篇论文“私人科学与帝国野心——1834-1838年赫歇尔在好望角的博物学实作”以赫歇尔为例，考察了一种长期存在于欧洲近代帝国扩张中的“科学调查”现象，阐明了帝国空间中博物学活动与帝国扩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二元共生关系；第三篇论文“性别之眼：帝国博物学家玛丽安·诺思的思想及其冲突”则在帝国博物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探讨了女画家诺思的博物探险和绘画，及其性别与帝国主义观念，从中可以一窥帝国博物实践中的女性角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国内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讨论日趋深入，江怡教授从自我意识角度探讨人工智能，一方面，从概念上需要厘清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理解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在语言转向之后，要充分认识到语义上行策略的失败，需要语义下行来理解人工智能与自我意识的区别。基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考虑，苏宇教授主张将规则、法律直接在算法上予以实现，从而保证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出现不至于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刘培和池忠军教授对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存在的伦理歧视进行了探讨，并从技术、哲学与法治三个径路讨论了规避算法歧视的可能性。而张正清的文章则从人类心理和伦理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外观设计的问题，分析了机器人外观设计上的“恐怖谷”困境以及人类对道德图像认知时产生自我谬误的心理机制，并对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拟人化外观提出设计原则。本专题的四篇文章分别从自我意识、算法安全、算法歧视和外观设计四个方向探索了人工智能的前景。
近年来，科学实践哲学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为整合国内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力量，2018年11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全国科学实践哲学学术会议。本专栏从中选取了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
吴彤教授的“实践与诠释”试图从科学实践哲学角度重构实践与诠释的关系。依托于劳斯的奠基性工作，论文分别以库恩和海德格尔为例比较了实践诠释学与理论诠释学。然后，作者依据实践诠释学对科学定律进行重新诠释，指出科学定律不是无条件有效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三条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
通常，科学实践哲学致力于重构当前的知识观念与科学观念，对科学史与思想史关注度不足，贾向桐教授的“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作者认为，近代实践观念的变迁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希腊，理论、实践与创制被严格区分开来。到了近代，“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自然－技艺”的二分法趋于模糊，这为实验科学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为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黄侃副教授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实践进路”为科学实践哲学补充了认知科学的视野。作者指出，与早期计算主义不同，4E认知将认知与身体、行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显示出实践性、情境性、具身性与延展性等特点。这样的认知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有着较强的亲和性，它们均强调实践之于知识的基础地位。这种亲和性从源头上说来自现象学，因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这两个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未来，期待认知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能够产生更具创造性的良性互动。
自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建立的自然世界图景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深入理解新科学诞生之初奠立的自然观念，对思考当下日益尖锐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有着积极意义。随着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推进，新自然观得以形成之思想条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地揭示。
本栏目三篇论文将围绕近代自然观念诞生所涉及的哲学、神学和技术三个重要维度展开，试图展示近代科学凭借人工控制与技艺实践，逐步重新界定自身经验之特征，并展示其背后多重思想资源之间的冲撞与融合。过分强调思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传统，在受到启示神学背景下微粒炼金术的冲击后，开始发生裂变。在基督教寓意解经的传统下，自然之书被类比于上帝之书，中世纪对自然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这种象征主义的诠释，从而无法形成强调人工干预、直接剖析自然物本身的近代科学态度。近代早期全新的经验概念和实验传统正是上述思想元素激烈碰撞的成果，帕拉塞尔苏斯和波义耳便是这一思想变革的早期代表。
2018年11月底公布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引发了轩然大波，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大众舆论都几乎一边倒地提出谴责，并激烈讨论此实验所涉及的技术细节和后果以及基因编辑活动的伦理规范和制度约束。本刊特针对该热点事件邀请国内数位专家学者撰文，以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反思。陈晓平教授倡议在生命伦理中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并主张将这些伦理原则奠定在自然宗教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高良博士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各方批评焦点、贺建奎的辩解及其伦理逻辑，在批驳贺建奎辩解的同时也反思既有伦理原则的缺陷与改进的可能；陆俏颖博士剖析了舆论在讨论贺建奎实验时所表现出的基因本质主义思维倾向，以期缓解大众由于这种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可能风险的过度恐慌。三篇论文分别从形而上学、伦理逻辑和认知偏向的不同角度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