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技术史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程，大约在70年前就开始职业化和建制化的快速发展。目前，科技史学科呈现积极进取和多样化发展的繁荣态势，但也面临着“碎片化”和“变形”的挑战。当然，史学研究的一个常态是以专题研究为主，往往以小问题做大文章，并表现出合理的碎片化。成体系的历史知识是由碎片化的知识有机拼接出来的，拼接得好不好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智慧。笔者在此想探讨科技史学科的结构性碎片化和非史学性变形，以就教于学界同道们。

摘   要：2024年是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HSS）成立一百周年。为此，该学会与纽约科学院合作，于当年五月在纽约市举办了第八场Joseph H. Hazen系列讲座，邀请耶鲁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科学史学会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获得者凯夫勒斯（Daniel J. Kevles）演讲，题为“从封闭自守到开放参与：萨顿以来的百年科学史”（From Private and Insular to Public and Engage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Century Since Sarton）。2025年10月，我很荣幸地应邀参加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组织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座谈会，鉴于凯夫勒斯演讲的内容对相关的探讨颇具启示，在征得凯夫勒斯教授惠允后，我在座谈会上转述了他的演讲要点。以下文字根据我的发言修订而成。

摘   要：作为科技史学者，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我们的研究可能在公众事务与公共政策、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所遇到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力图使社会认识到科技史的价值。在本文中，我将介绍一些我个人参与这些方面互动的经历和反思，以期促进同行们关于相关议题的讨论。

摘   要：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史碎片化的问题，预设前提是近年来科学史界趋于研究领域和议题细分化，甚至繁琐化。导致子领域之间的对话不足和困难，一方面有见树不见林的迷惑，另一方面则失去了以往科学史环绕核心问题的方向感。这个议题，在欧美科学史界也曾屡屡被提起。20世纪90年代，我在念研究所时，就常听到系上的老教授长吁短叹，评论这个现象。走廊转个弯，遇见了年轻的教授，他们侃侃谈论新的学术潮流，虽未必有后浪推前浪的信心，却少有日没途穷之感伤。20世纪80-90年代, 欧美科学史界在研究领域、方法论、及学科建制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刚入门的我可说是躬逢其盛。我想沿着这条线，在这儿简短描述我三十多年来目睹科学史的变迁。

摘   要：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碎片化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碎片化的产生与应对为主要研究内容。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既有如后现代研究中的主观追求的因素，也有知识发展的阶段性必然的因素。这既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新研究框架形成与原有知识体系扩充与丰富的契机。通过对研究内容和意义的深入剖析，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可以为新研究框架的构建做出贡献。

摘   要：在历史学界，关于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已持续了多年，也引发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思考。严格地讲，碎片化问题涉及的是整个历史学科的问题。而科学史，虽然由于历史、观念和体制等原因，在国内被归入理科一级学科，但就其基本属性来看，仍然可以算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讨论科学史的碎片化问题也同样是重要且有意义的。

摘   要：在科学史发生制度化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撰写科学史是科学家的使命，是萨顿等一代学者从科学家手中接过了撰写科学史的接力棒。而今，又有很多科学家回头撰写科学史，例如化学史。从1985年到2005年，20年间出版了6本化学通史，其作者全是化学家或退役化学家，没有一本是由职业化学史家撰写。

摘   要：关于碎片化科学史研究的讨论，与医学史有很大关联，在医学史领域讨论程度更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布里格（G. Brieger）曾经提到过医学史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并举例19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G. Sarton）与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H. Sigerist）两人之间有关科学史与医学史关系的争论，并指出两位学者虽有意见分歧，但在如何提升医学史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方面观点却基本相同。

摘  要：近年来，随着科学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的问题和对象日趋多样化，各类微观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但碎片化问题也随之而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担忧。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还未形成共识，也有学者认为担忧科学史的“碎片化”是多余的。因此，有必要对科学史的“碎片化”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进而推进关涉学科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摘   要：讨论科技史研究“碎片化”的问题，我的些许体会本不足以端上台面，不过我尝试关注过一些支离破碎的问题，也留意到了近年来科技史料的搜集与分析的显著变化，正好借此机会讲出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