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产生了巨大的担忧。人工智能究竟会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人工智能的活动与人的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它不会实践,因而人工智能不是人,更不会全面超越人类和统治人类。人工智能的益处和风险均来自于其应用,而其应用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故人工智能究竟是全面服务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方式。 

摘要：借助CitespaceⅢ对选自WoS的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探析,结合自动聚类视图与议题标签展现了人工智能心理学领域的6个知识聚类:#0人工智能解决问题议题;#1人工与人类认知共性议题;#2人工智能学习议题;#3人工智能脑科学议题;#4人工智能环境认知议题;#5人工智能表征议题。在深入探究各聚类的核心与热点知识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工智能心理学发展的各阶段特征:1.上世纪50年代图灵和米勒等人对机器认知与学习等概念的猜想与初探;2.70-90年代纽厄尔、西蒙和莱尔德等人基于模块记忆与层级分析对人工智能信息处理模型的系统性构建;3.本世纪初基于神经生理学的降维数据认知理论的发展;4.当下人工智能贝叶斯大脑与深度学习理论的兴起。

摘要：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摘要：中国"推类"逻辑的归纳特性剖析表明,中国古代有归纳逻辑,作为一种非形式逻辑,其推理类型具有不同于西方归纳逻辑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推类的价值相关性上。从逻辑系统看,伦理推理是中国古代归纳逻辑的基本推理系统。儒墨对丧礼的不同推论表明,伦理推理具有三个特征:大前提有较强语境敏感性;推导一般不具演绎有效性,更具概率性;类比是推论的主要方式。虽然在伦理推理中可以找到作为公理的基本伦理原则,但是采取概率逻辑的视角,人们的主观概率有时候并不遵循外延性原则,这为伦理推理中的非外延性或情境等内涵因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辩护。

摘要：温纳所界定的内禀政治性技术概念面临争议;但借"旧瓶"以装"新酒",我们可在至少两种不同于温纳所给的意义上重新阐发技术的内禀政治性:其一,技术是赋权者,其引入使用一定会引起潜在人际权力均势的变化,进而引发政治空间的变动;其二,某些技术是某种政治关系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从而同类但更低阶的无法支撑这种政治关系的其它技术,就排斥着此政治关系及其体现的价值。这两种更基础更可靠的新阐释,更好捕捉了技术内蕴的政治价值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