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法律”是两个极为相似的概念，经常被混用，也很容易被混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交叉问题研究，但事实上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法律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中的应用，属于人工智能的子领域和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后者是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出的相关法律问题，如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操控甚至法律主体资格等等，本质上属于法学的分支。本专题共三篇文章，前两篇属于法律人工智能范畴，第三篇属于人工智能法律范畴。熊明辉在系统梳理法律人工智能学术简史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学科意义上来讲，法律人工智能发展过程经过了一个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的演进过程；黎娟和王春穗采访了当代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法律人工智能杂志》主编凯文·阿什利，用口述史的方式深度挖掘了他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之路，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在阿什利看来，法律人工智能是人类的辅助者而非取代者，回答了人们经常会问及的“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法律人”的问题；吴高臣探讨的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其结论是“从现实性出发，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尚待时日”，从法学视角回答了“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的问题”，恰好与阿什利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哲学史上，怀疑论问题是知识论领域的核心困难之一，而在当代知识论这一现状仍未改变。当代最流行的彻底怀疑论的核心观点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命题知识是不可能的。怀疑论问题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此问题的重要性。怀疑论挑战关乎知识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只有这一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才能让知识论的其它研究具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怀疑论问题更是具有哲学趣味的。这或许是由于该问题的困难与复杂对哲学家们造成了理智的挑战，但更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一种内生价值。通过对怀疑论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思考，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知识论研究的任务、起点与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宿敌，不如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与理论良心。
基于上述视角，本专题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严肃思考怀疑论挑战并且发现怀疑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正面价值？如何借助哲学治疗的方法消解怀疑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将促使我们对当代怀疑论获得更深入的把握。本专题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德性知识论、枢纽知识论与知识论析取主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进路分析怀疑论问题并开辟了新的问题域。
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现的途径。闫坤如的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前提，强调需通过“合乎伦理设计”将人类规范和道德嵌入人工智能，并分析了“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基础。杜严勇的文章从管理、关系和技术三个层面讨论了建构友好人工智能的问题。希望以上四篇文章的探讨，能够推进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知识是流动的，虽然“冲击-反应”解释模型并不尽如人意，但不能否认外来现代医学知识的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医学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的重大推动作用。
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往往相互促进。知识转型带来了观念的变革，观念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知识转型。正如李彦昌对“废医存药”的考察中所展现的，来华医学传教士等人以现代医学知识为参照而对传统中医理论与药物辩证地批判，是“废医存药”思想的知识源头。此外，还展现了现代医学知识在华传布的深度与广度和“废医存药”视域转换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废医存药”对传统医学话语体系和“废止中医案”“中药科学化”等运动的深远影响，彰显了“观念的力量”。
观念变革需要“除旧”。“除旧”不仅是为尽快荡涤旧习，更是为布新开辟道路。“除旧”需要首先辨别何者为“旧”，其次需要寻找“除旧”的有效手段。杜敦科关于民国期刊与民众防疫心态批判的考察，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作者在细致分析近代民众在接受现代防疫知识中呈现的心理与观念障碍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各类期刊在防疫心态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观念变革需要“布新”。“布新”同样需要知识推动与物质的承载。外来的“血压”与“血压病”知识，通过报刊宣传与诊所实践以及借助“血压计”这一有形的物质承载，得以在近代中国逐渐传布，并逐渐为民众所理解与接收。恰如张蓓蓓所描述的，“血压”“血压计”等知识对近代中国的医学观念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之前，只有少数学者使用“生态文明”一词。卢风和曹小竹追溯了论述生态文明的早期文献，认为迄今为止最早出现“生态文明”一词的文献是1978年发表在英文期刊《宇宙》上的伊林·费切尔的文章：“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并认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将被证明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创新之一。田甲乐介绍了起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国家的新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民主化，并认为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产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责任意识，有利于促使知识生产者从知识走向行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衡孝庆认为生态融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生态融合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总之，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求我们谋求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还要求我们谋求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和谐。
2017年5月4日至7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重置现代性！”系列工作坊，随后来到北京举办了三场讲座，所到之处掀起了一阵拉图尔热。在拉图尔来访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特聘的卡尔·米切姆教授就在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米切姆教授。回顾拉图尔的工作，贯穿始终的是行动者网络。当拉图尔意识到他的工作有可能妨碍公众对全球变暖的接受时，转而支持科学家，并提出用“盖娅”这一全球生态网络来取代对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李曈对“盖娅”、“人类纪”的相关概念做了详尽的解释，指出拉图尔通过一个个案例剖析，发现西方社会的病因是现代性。张亢则针对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做了深入的综述，她认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导了拉图尔的人类学研究，以政治生态学替代现代性正是拉图尔近期工作的重点。最后一篇文章来自法国技术哲学家丹尼尔·塞雷苏埃尔（Daniel Cérézuelle），他从理论层面对拉图尔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四位作者从不同视角对相关理论的回顾和评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拉图尔的最新思想动态及其局限性。
人类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很多新的课题。西方线性史观认为人类生产力是单线发展的，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永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人类必将否定之否定地回到某些简单再生产。如今，回归自然、回归心手相应的经验生活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工艺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其对经验生活的强调，是符合人类身心需要的，必将在未来社会发扬光大。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振兴传统工艺已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中华优秀工艺文化的传承受到高度重视。本刊特以专题刊登传统工艺方面一组文章，为此目标做出努力。
17至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紧密联系，一起绘制出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版图。在认知层面上，博物学家以“科学”、“统一”的分类和命名体系取代地方性知识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知识和文化侵略。在实作层面上，博物学家通过引种和移植物种，助长了帝国主义对新大陆自然的掠夺，进一步彰显了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互生关系。国家、学术机构、贸易公司、种植园、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传教士等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构筑和维系着帝国博物学的复杂网络；处于底层的本土居民和奴隶，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参与者，同样是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对帝国博物学进行科学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博物学实践、性别等多面向的探索，方可呈现一个全面丰富的帝国博物学图景，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即是抛砖引玉的尝试。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论文“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重点讨论在“理性帝国”背景之下，林奈体系如何凭借其实用、简洁、标准化的特性完成了帝国博物学理论的建构，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被广泛接受和采纳；第二篇论文“私人科学与帝国野心——1834-1838年赫歇尔在好望角的博物学实作”以赫歇尔为例，考察了一种长期存在于欧洲近代帝国扩张中的“科学调查”现象，阐明了帝国空间中博物学活动与帝国扩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二元共生关系；第三篇论文“性别之眼：帝国博物学家玛丽安·诺思的思想及其冲突”则在帝国博物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探讨了女画家诺思的博物探险和绘画，及其性别与帝国主义观念，从中可以一窥帝国博物实践中的女性角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国内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讨论日趋深入，江怡教授从自我意识角度探讨人工智能，一方面，从概念上需要厘清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理解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在语言转向之后，要充分认识到语义上行策略的失败，需要语义下行来理解人工智能与自我意识的区别。基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考虑，苏宇教授主张将规则、法律直接在算法上予以实现，从而保证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出现不至于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刘培和池忠军教授对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存在的伦理歧视进行了探讨，并从技术、哲学与法治三个径路讨论了规避算法歧视的可能性。而张正清的文章则从人类心理和伦理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外观设计的问题，分析了机器人外观设计上的“恐怖谷”困境以及人类对道德图像认知时产生自我谬误的心理机制，并对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拟人化外观提出设计原则。本专题的四篇文章分别从自我意识、算法安全、算法歧视和外观设计四个方向探索了人工智能的前景。
近年来，科学实践哲学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为整合国内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力量，2018年11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全国科学实践哲学学术会议。本专栏从中选取了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
吴彤教授的“实践与诠释”试图从科学实践哲学角度重构实践与诠释的关系。依托于劳斯的奠基性工作，论文分别以库恩和海德格尔为例比较了实践诠释学与理论诠释学。然后，作者依据实践诠释学对科学定律进行重新诠释，指出科学定律不是无条件有效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三条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
通常，科学实践哲学致力于重构当前的知识观念与科学观念，对科学史与思想史关注度不足，贾向桐教授的“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作者认为，近代实践观念的变迁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希腊，理论、实践与创制被严格区分开来。到了近代，“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自然－技艺”的二分法趋于模糊，这为实验科学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为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黄侃副教授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实践进路”为科学实践哲学补充了认知科学的视野。作者指出，与早期计算主义不同，4E认知将认知与身体、行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显示出实践性、情境性、具身性与延展性等特点。这样的认知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有着较强的亲和性，它们均强调实践之于知识的基础地位。这种亲和性从源头上说来自现象学，因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这两个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未来，期待认知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能够产生更具创造性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