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紧密联系，一起绘制出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版图。在认知层面上，博物学家以“科学”、“统一”的分类和命名体系取代地方性知识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知识和文化侵略。在实作层面上，博物学家通过引种和移植物种，助长了帝国主义对新大陆自然的掠夺，进一步彰显了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互生关系。国家、学术机构、贸易公司、种植园、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传教士等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构筑和维系着帝国博物学的复杂网络；处于底层的本土居民和奴隶，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参与者，同样是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对帝国博物学进行科学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博物学实践、性别等多面向的探索，方可呈现一个全面丰富的帝国博物学图景，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即是抛砖引玉的尝试。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论文“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重点讨论在“理性帝国”背景之下，林奈体系如何凭借其实用、简洁、标准化的特性完成了帝国博物学理论的建构，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被广泛接受和采纳；第二篇论文“私人科学与帝国野心——1834-1838年赫歇尔在好望角的博物学实作”以赫歇尔为例，考察了一种长期存在于欧洲近代帝国扩张中的“科学调查”现象，阐明了帝国空间中博物学活动与帝国扩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二元共生关系；第三篇论文“性别之眼：帝国博物学家玛丽安·诺思的思想及其冲突”则在帝国博物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探讨了女画家诺思的博物探险和绘画，及其性别与帝国主义观念，从中可以一窥帝国博物实践中的女性角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