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审讯过程中，因辅政大臣以为杨光先精通历法，清廷执意任命其为钦天监官员。杨光先上奏陈述其不知历数等理由，五次请辞无果，因而被迫任职。杨光先上任后，极力打压监内精习西洋历法之人，却无真正可依靠之人治历，以致在编制历日一事上出现重大争议。当康熙要求用测验的办法检验中西历法之优劣时，杨光先在测验中败北，黯然离职。杨光先不谙历法的事实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执政者处理此事的依据——主观臆断还是客观测验。清廷中央政权权力更迭成为决定杨光先命运的关键，而钦天监官生的命运亦在钦天监权力更迭中演绎同样的沉浮。清代政治体制中，政治权力决定天文管理的取向，权力执掌者认可的准则即是选择钦天监人员的标准。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礼数 中国古代数学 儒学 《五经筭术》 《仪礼》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宗教社会学新范式 科学与宗教 现代性与宗教 世俗化理论 李约瑟难题

本文从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出发，认为技术标准的演化中包含着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权力渗透关系，其生成过程本质上是异质性行动者之间建立复杂的利益嵌入、转译和联盟关系的过程。本文在深入分析TS23.292标准生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新标准并不具有“自然之镜”的品质。通过利益嵌入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目标的“实践共同体”，进而选择成功的利益转译策略来构建强壮、稳健的利益同盟网络，是TS23.292标准顺利建构为事实标准的主要途径。摒弃近代以来技术与社会分离的二元论哲学，从微观上追踪新标准形成过程中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形塑、同构共生关系，探索标准的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建构时空的多维性以及建构内容的多重性，既是认识信息社会新技术演化路径的重要方法，也是厘定新标准实质的内在要求。

 

本文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家铅酸电池制造企业为案例，抓住制度压力来源主体，识别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政府环保导向、客户环保导向、竞争者环保导向、高管环保意识是影响企业生态创新四大主要因素，影响着生态创新的不同维度；第二，政府环保导向、客户环保导向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规制、规范惩罚以及资源利诱，竞争者环保导向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内在机制主要是规制、规范合法性竞赛以及资源争夺竞赛，高管环保意识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内在机制则包括道德和利益驱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