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摘　要：历经十年的巴尔的摩案经历了调查主体、调查文本、调查结论的同步变化，第一阶段的1986年沃利茨委员会和艾森的调查只是科学家内部学术争端的调查，并没有人提出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第二阶段的1987-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次调查经历了主体、文本、结论的同步变化，调查主体先后有迈尔斯小组、戴维小组和新组建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调查文本先后有Beta-1试剂作用的夸大、17页实验记录和1号笔记本日期的真实性，调查结论从科学错误到严重错误，直至科学不端行为。第三阶段的1994年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调查草案再次判定科研不端行为，1994-1996年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上诉委员会受理上诉后判定认为，金西&bull;凯利没有不端行为。纵观十年调查，调查具体文本的转换影响着调查结论的反复，它是自然建构的；调查主体的变化直接影响调查结论的反复，政治介入是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序成熟的阶梯，这是社会建构的阶梯作用。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阶梯，但不可否定这一阶梯在在其建构中的价值和作用。</div> <div> &nbsp;</div> <div>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 &nbsp;科研不端行为调查 &nbsp;调查主体 &nbsp;调查结论 &nbsp;调查文本</div> <div> &nbsp;</div>

<p>摘要：重大科研不端案例推动着美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四阶段演变,启示我们超越负面情绪的就事论事,转而从建设性的制度逻辑视角看待重大科研不端案例:索曼案、达西案推动着1981-1989年美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科研诚信的建制化;巴尔的摩案、盖洛案推动着1989-2000年美国实现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的规范化;舍恩案推动着2000-2010年美国科研诚信的预防体制建设,促进科研诚信教育体制化;论文撤销激增、可重复性危机推动着2010年至今的科研生态体系建设。美国经验启示我们,聚焦中国重大科研不端行为案例,重视科研诚信制度的应战,才能清晰中国科研诚信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及变化趋势,以建设性的心态探讨制度效果和可操作性。</p><p>关键词：美国科研诚信制度;历史阶段;重大科研不端案例;制度逻辑</p><p><br/></p>

<p>摘 要：以2021年1月联合工作机制通报曹雪涛院士等“图片误用”处理情况为标志，惩治问题研究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大挑战，亟待学理和政策的共同突破。第一，中国须明确“零容忍”问题研究行为的立场。应借鉴近年欧盟不可接受研究行为、美国有害的研究行为的性质判断，反对问题研究行为误导为“诚实的错误”；第二，借鉴2018年《管理和调查潜在违反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建立科研行为四构成要素新框架——科研规范行为、轻微问题研究行为、严重问题研究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建立判断严重问题研究行为的“负面影响重要性”和“重复犯有”标准；第三，落实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惩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的战略性部署，惩治时区别对待轻微和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惩戒严重问题研究行为时遵循零容忍但谨慎一票否决原则。</p><p>关键词：惩治问题研究行为&nbsp; 不可接受的行为&nbsp; 有害的研究行为&nbsp; 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