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经十年的巴尔的摩案经历了调查主体、调查文本、调查结论的同步变化，第一阶段的1986年沃利茨委员会和艾森的调查只是科学家内部学术争端的调查，并没有人提出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第二阶段的1987-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次调查经历了主体、文本、结论的同步变化，调查主体先后有迈尔斯小组、戴维小组和新组建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调查文本先后有Beta-1试剂作用的夸大、17页实验记录和1号笔记本日期的真实性，调查结论从科学错误到严重错误，直至科学不端行为。第三阶段的1994年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调查草案再次判定科研不端行为，1994-1996年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上诉委员会受理上诉后判定认为，金西•凯利没有不端行为。纵观十年调查，调查具体文本的转换影响着调查结论的反复，它是自然建构的；调查主体的变化直接影响调查结论的反复，政治介入是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序成熟的阶梯，这是社会建构的阶梯作用。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阶梯，但不可否定这一阶梯在在其建构中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  科研不端行为调查  调查主体  调查结论  调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