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粒二象性是量子问题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可是,对于这一‘悖谬’的认识和探索,虽然有几个令人注意的意外,历史学家却几乎很少探索”。关于爱因斯坦对波-粒二象性的探索,就更是如此了。对于这一问题,罗森费尔德(L.Rosenfeld)、施托沃尔(R.H.Stuewer)、派斯(A.Pais)、雅马(M.Jammer)、麦金农(E.M.Mackinnon)、施塔克尔(J.Stachel)、赫尔曼(A.Hermann)、麦拉(J.Mehra)等人在他们的各种著述中都有所述及,并提供不少资料。然 更多还原

大会组织者们邀请我在这次开幕式上讲话,我甚感荣幸。这是由物理学家们主办的讨论核物理学史或粒子物理学史的第四次大型会议。出席了前几次会议的许多历史学家们,在离去时得到过一种印象,觉得他们的东道主们把他们看成了真实史料、追忆和回顾的一些被动的接受者,或是看成了能够核对文献和字句并订正日期的一些主动的记录员。这是在研究过 更多还原
作者二：戈革(翻译)  

有人说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蒂的精神鼻祖,有人说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这一崇高目标的化身,他的知识系统可称得上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拼盘,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巨人”式学者,他的著作早已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老古董,他的工作是当代一系列闪光的科学成就的源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同时遭来如此多互相矛盾的诋毁和赞誉呢?让我们追寻他的生活足迹作一番考察,然后再对其历史功过给出公允的评价吧。 更多还原
作者二：苏淳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作者三：苏淳,男,1945年10 月6日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硕士,1983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两人曾合作进行彼得堡数学学派的系列研究,陆续发表过切比雪夫、马尔科夫、李雅普诺夫的评传,见本刊 6卷6期,8卷4期、9卷2期等。  

1986年,笔者曾与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一文,指出了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的十六条科学性错误。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严肃学风,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立足于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当然,它并未穷尽查文中的所有自然科学错误。此后,查汝强同志随即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槿》的答辩”,就这十六个问题一一为自己辩护。随着争论的展开,查汝强同志后来甚至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有关文章中说,“我自己丝毫没有缺乏自然科学根据的感觉。”针对查汝强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科学社会学在西方已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原政策研究室(现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等近年来陆续组织翻译出版了《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默顿)、《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本一戴维)、《无形学院》、《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科学概论——科学的自主性》(小李克特)、 更多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