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部著名文集《博物学文化》和《博物学世界》看，“博物学文化”已经成为标准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博物（学）得到科学史、环境史、人类学、自然教育、科学文化、科学哲学、保护生物学、科学传播学、自然文学、生活史等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理由不完全一致。在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学科群中多数人挖掘博物学，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相近，可以锦上添花，补充正统探究的不足。但也有人认为，博物学之所以有魅力，恰在于它无法化归为自然科学；此时翻出古老的博物学有更大的野心：既看到了它与科学的相关性更看到其间的差异性。帝国型博物学迅速得到重视，多半因为它与自然科学接近，容易转化为正规科学史叙述；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博物学不大被重视，是因为它贴近生活而显得过于“肤浅”，比如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梭罗的《瓦尔登湖》、格雷的《鸟的魅力》在科学史家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如果考虑到“自然”高于“科技”，或者考虑博物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平行论”，将会有另一番景象。复兴阿卡迪亚型博物学有助于认清科技支撑之现代性的弊病，有助于重建一种适合天人系统持久生存的自然观、人生观、发展观。《自然辩证法通讯》广泛探讨科技文化的诸层面，重视硬科技理所当然，但自然辩证法并不等同于科技辩证法，科技本身并非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本刊重视博物学文化研究，已刊出了两个专题“帝国主义与博物学”（2019 年第11 期）和“图像与博物学”（2020 年第10 期）。本期刊出三篇文章聚焦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将进一步扩展相关学术空间。第一篇讨论了与怀特类似的博物学家米特福德及其《我们的村庄》；第二篇讨论日本万叶博物学，它提供了一种感受、认知和体验自然的有趣方式；第三篇讨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对于减少现代性风险的启示。

                                                                                                  （ 专题策划：刘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