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发现的塞琉古时期巴比伦泥版文书中的天文材料和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出发,对巴比伦和古代中国的两种天文学体系作了四方面的比较。Ⅰ星历表及其数理指出:在巴比伦星历表和中国古代的日(?)表中都使用了二次差分,在描述太阳周年

天文学一向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最发达的学科之一,但在明代却趋于衰落。然而从明末开始,天文学又再度繁荣,而且在规模、程度等方面都远出历代之上。本文对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三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及其原因作初步探讨。这些特点皆为前代所未有,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一、天文学研究空前时髦 更多还原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十六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获得很大成功。在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才使耶稣会士打通了进入北京宫廷的“通天捷径”。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已有许多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 更多还原

王锡阐是清代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也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浪潮中极有影响的活跃人物。然而长期以来,对王锡阐的研究只限于他的天文学活动,而且又仅限于他的成就。但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在明清鼎革,西学东渐和天文学史的广泛背景之下,对王锡阐的生平、思想和天文学活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是这样一个新的尝试。

<正> 西亚两河流域古称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的文明可以上溯到约4000B.C.时的苏美尔人(Sumerians)。此后,阿卡德人(Akkadian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统治。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于330B.C.征服该地区起,开始了塞琉古王朝时期(Seleucid era,314-64 B.C.)。虽然迦勒底人的

<正>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正> 对于古代中国天学史的研究,即使就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至少也可认为在乾嘉诸儒考据之学中已发其端。此后延绵不绝,直至今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长久的传统之下、如此众多的论著之中,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就本文标题所指的意义而言)几乎始终是被回避的。而在少数论及此事的中国学者那里,该问题的答案又几乎总是早已被预先设定——自发生成。至于如何发生与生成,则通常只有三言两语的文学性描述和推测。这一状况直到当代权威著作中仍无改变,只是改用一些较为现代的话头而已。与中国学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却数百年来一直兴趣不衰,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有些在当时还引起过相当的轰动。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 更多还原

《周髀算经》构建了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几何宇宙模型。这个盖天宇宙的几何模型有明确的结构，有具体的、绝大部分能够自洽的数理。《周髀算经》的作者使用了公理化方法，他引入了一些公理，并能在此基础上从他的几何模型出发进行有效的演绎推理，去描述各种天象。尽管这些描述与实际天象吻合得并不十分好，但确实是应用公理化方法的一次认真尝试。而且这样的尝试此后在中国就完全绝响了。对于古代中国科学史上这样一个突出的特例，有必要专门探讨一番。

本文对好莱坞科幻电影进行主题分析,所得七大主题可以涵盖绝大部分西方科幻电影。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了这些主题所依据的科学思想资源,并简要论述了一些最重要的影片所讨论问题的思想价值。本文认为,科幻电影正在对公众发生着重大影响,因而也就很有可能对科学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