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上有两篇批评我的文章,一篇是仲维光同志的《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一篇是许良英同志的《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许良英同志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不提名地批评了我。我已经写了《是发展还是取消自然辩证法?——答仲维光同志》一文,作为对仲维光同志文章主要内容的答辩。在我的那一篇文章中,对仲维光同志文章全盘否定黑格尔自然哲学、反对对范畴体系问题的探索、取消自然辩证法、把宇宙无限论和物质结构无限可分论当作经院

许良英同志批评我的文章约有八千字,我写了大体相当字数的答辩文章,编辑部却要我压缩到两千字。对待争论双方如此宽严不一,是欠公正的。许良英指责我“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表现在争鸣中的科学精神起码应该要求讲事实讲道理。许良英批评我的文章却违反这种起码要求。许良英说我向人宣称我是全面胜利了。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我没有说过这话。1985年11月他在一个会上公开批评我的一篇文章“错误百出”,同月我在写给他的信中根本没有如他所说责备他对我不“费厄泼赖”,不该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背后批评我。他的话又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那封信中只要 更多还原

<正> “十九世纪施旺和施莱登发现了细胞”这一说法在恩格斯著作中出现了六处。我在一篇文章中复述了恩格斯上述说法。韩增禄不同意这种说法,却硬要说我“公然曲解”了恩格斯上述说法,这就很奇怪了。“复述”怎么会是“曲解”呢? 恩格斯当然知道不是施旺和施莱登首先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