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一样,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中同样可以找到近代科学的某些萌芽。作为人类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空和宇宙概念也不例外,某些近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的时空概念也可以在我国古代的著作中有所反映。 <br/>作者二：周又元;&nbsp;&nbsp;<br>

这一阕比巴哈还要早的乐曲,如今几乎已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现在,我们用它来作为序曲,并不是由于它的旋律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而是因为,在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中,它曾起过独特的作用。 1618年5月15日,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Kepler)发现了他的著名的第三定律,即行星绕太阳的周期的平方正比于该星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无疑,这是非常值得记住的事情,因为开普勒第三定律对于牛顿理论的建立起过关键的作用,直到今天,这条定律还有广泛的用途。然而,在许多记载中,往往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下面的史实:开普勒正是在研 <br/>

年龄检验和稳恒态宇宙学红移规律的发现,引起了现代宇宙学发展的第一个活跃期。当时,提出过许多种红移机制的模型,求解过各种引力理论的宇宙模型。当然,注意的中心仍然是广义相对论的宇宙膨胀模型。按照宇宙膨胀模型,星系相互作分离的运动,空间中星系应当越来越稀,或者倒回去看,越往早期,星系越密,显然,当星系密集到一定程度时,星系不可能以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形态存在,换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星体都应当是那个密集时代之后产生的。因而,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