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能物理学史所作的社会学研究。指出皮克林以七十年代中期作为新旧物理学划分有较充分的依据;对新旧物理学作不可通约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创新和意义。他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变化作为不可通约的主要原因,寻求对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作新的更符合现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解释,是后库恩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作者二：刘兵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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