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和联系,雅斯贝尔斯批判了现代“科学哲学”倾向和“总体知识”冲动,揭示了科学的概念、范围和界限。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既不能是同一个东西,又不能互相反对。唯当把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开来以后,才能纯粹地保持二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才能达到二者的真正统一。

在以当代科学发展为背景的心灵观宣称取缔“心灵”的声势下,“心灵”是否还能存在,成为一个十分必要讨论的话题。文章在对当代“强物理主义”心灵观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传统心灵观进行非革命式范式更替的心灵重构的观点。

文章通过梳理DSM(美国《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模式演变历史,揭示出文化在其中留下的烙印。由DSM-I的“注重疾病生物心理根源”到DSM-III的“注重生理根源”,直至DSM-IV开始“注重文化根源”,展现出了人们对心理障碍的认识越来越多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逐渐地从生物层面提升到了社会文化层面。相应地,心理障碍诊断和治疗不应该仅仅围绕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而应围绕患者的思想、社会背景和文化统一性来进行。
作者二：汪新建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在科学动力学研究中,有两种趋同:一个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本性是科学动力学这一点有了普遍的认同,而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也几乎同步地发生了向科学动力学的重心转移,这可以称之为“趋同1”;另一个是在科学动力学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或会聚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共同的理论热点,这可以称之为“趋同2”。这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案例。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产。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辨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