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史"(所对应的英文应该是Social Historyof Science)这个概念,有可能是中国人的首创。因为就编者所见,国外的相关研究以这一概念作为正式书名的,都出现在21世纪,如日本人所著的ASocial HistoryofScience andTechnologyin Contemporary Japan:The Occupation Period,1945-1952(Trans Pacific Pr.,2001),和印度人所著的Social History ofScience in Colonial India

本文简要介绍了作者在浙江大学求学时,老师中的许多留美科学家和后来成为留美科学家的一些同学;也介绍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期所接触过的大量留美科学家;还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后接触过的许多美籍华裔科学家。最后,本文简要叙述了留美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工业、农业、医疗卫生和国防现代化的巨大贡献。

自1629年崇祯改历起,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机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之间有时密切合作,有时又血腥斗争,更多的是既合作又竞争。何国宗与梅成在数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又在清宫蒙养斋接受数学教育和培养,成为康熙晚期到乾隆前期的官方科学家。他们早期与传教士白晋、张诚、杜德美、傅圣泽等人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但从1713年他们联合主持编纂《律历渊源》开始,就逐渐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纪理安、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产生了矛盾,从相互合作,到相互竞争,最后发展到相互仇视。以一些中文资料和传教士的书信为基础,本文讨论何国宗、梅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他们的斗争涉及到康乾时期几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如在编纂《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后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对于钦天监领导权的斗争,借助推算日食的斗争,利用宗教政策以及古旧天文仪器的保护等发起的进攻,等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对当时朝廷的天文历法研究和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科学评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茅以升(1896-1989)是中国科学社会史的前驱。他在圆周率史研究中,早于"李约瑟难题"经典论述(1944年)1/4多世纪,提出近代中国"学术不振,逐渐沦丧"的问题。他的工程社会史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工程的特点,提出发展我国工程必须自力更生等重要思想。在晚年,他研究中国古桥史,阐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社会经济、桥工匠师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英国皇家学院在创办初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动,1802年从面向下层民众的科学慈善机构蜕变为上流社会的科学会所,随即又于1810年转变为面向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1810年的改革之后,民主的会员制取代了世袭的业主制。自此,皇家学院的体制稳定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大讲堂、图书馆和实验室是皇家学院的主要活动场所,接纳女性听众和开放实验室是皇家学院在当时的两项创举。伦福德伯爵、伯纳德爵士、班克斯爵士和戴维爵士在皇家学院的创办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维推动了皇家学院从科学普及向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并重的转变,最终法拉第确立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作为皇家学院的两大主要任务。
作者二：李斌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