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十一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25年7月22日至23日在贵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党校、军校、期刊杂志社和博物馆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崔伟奇教授莅临大会致贺辞，贵州大学张大林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词。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夏劲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战略部署，本届研讨会以“科技文化视域下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主题，从科技文化的视角全面审视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以数智化为代表的前沿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热切期望与会代表为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言献策。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和相关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1.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与发展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潘建红教授阐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路径。一是增强教育导向性，强化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加强创新人才早期、持续、联动培养；二是服务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三是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以人工智能科技赋能人才培养；四是打破学科壁垒，构筑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学科交叉体系，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江苏大学李丽教授探讨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路径。通过“一体改革”构建“三螺旋”长效动力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融创”体制机制；围绕创新链对接人才链，构建多元主体共建的跨界合作教育体制机制；围绕人才链优化教育链，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系统性政策支撑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新模式。
山东财经大学杨海波副教授认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要着重把握六对辩证关系：一是教育与科技，从“单向支撑”到“双向赋能”；二是人才与科技，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引领”；三是教育与人才，从“标准化培养”到“个性化成长”；四是政府与市场，从“行政主导”到“协同治理”；五是中央与地方，从“统一指令”到“分层赋能”；六是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从“应急响应”到“战略布局”。通过制度设计破除以上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
2.智能化时代的人才培养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在题为“现代科学革命的范式变革与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报告中提出，从上世纪开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是对近代科学机械自然观及其方法论原则的革命。由于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以及教育者普遍先天缺乏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知识，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很少甚至没有自觉地对近代科学的哲学范式进行变革，从而造成“新李约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反思、批判长期以来盛行于中国的科学主义应试教育，在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进行科学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科学思想史素养，进行有机整体性自然观以及相应的方法论的探索，推进现代科学革命。这是中国进行新的“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以自强自立的必由之路，也是面向智能化时代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和王娜副教授从创新文化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问题。人工智能引发了社会职业版图的变化，给人才培养带来挑战。从创新文化的视角来看，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需要关注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那些人类智能，诸如创造力与战略思考能力、道德想象力、社会情感能力等，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优势，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中国文化传统注重“用心”的思维特征，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展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成为智能时代创新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想资源。
武汉理工大学程宏燕教授探讨了高校数智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问题。数智化企业具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涵盖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的特点，相应地要求创新人才必须掌握AI、云计算等数字技能，具备融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跨学科知识和人文素养于一身的综合能力。要根据数智化企业和数智创新人才的特点，全面审视我国高校数智化创新人才培养在观念、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缺陷，深化我国高校数智化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数智化的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动态耦合发展机制。
河北北方学院李振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反思智能化时代“医工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医工结合是培养现代医学与工科人才的重要模式，实现了医、教、研、产的融合，催生了众多新兴交叉学科，如生物医学工程学、数字医学等，其学科专业属性更偏向工科。然而，医工结合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关于医学本质与人道主义的深刻反思，如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医学的公益化与产业化冲突等。为此，需构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技术创新与医学人道主义有机结合的医工结合模式，以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健康福祉。
3.数智化时代的科技文化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黄欣荣教授提出数智化时代文化新范式。数智技术通过重构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形成以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虚实交互为核心的新范式：在技术赋能下，文化形式从静态载体跨入动态活化，文化企业通过生成式AI开辟跨界合作创新路径，国际传播借助智能翻译与元宇宙场景突破时空限制。然而，技术滥用引发文化同质化、数据安全风险及伦理争议。基于此，数智文化建设需要构建“技术-伦理-治理”三维治理框架，完善文化数据主权立法、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开源技术生态与本土文化融合，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贵州大学黄侃教授提出，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加速驱动数智科技创新世的到来。人工智能不再是科学知识生产的对象，而成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知识生产从个体认知向人机共存发展，标志着人类理智塔尖的科学研究活动同步发生变化。大学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动摇，知识自动化的科学底层理论变革、技术突破和工程实践到底哪个和大学相关？怎么做科学？谁来做科学？应对数智科技创新世的挑战必须从个体认知到社会认知的变革上来考量，从科学知识的实验室试验走向社会试验来考量。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题为“‘数质’生产力的数学形而上学技术筹划”的报告中指出，数学不仅仅是数学工具方法，而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物”之物性的规定。数学之所以能够对“物之物性”进行形而上学“先验”规定，得益于数学超脱经验事物的“纯粹理性”形式。不论数学纯粹理性的抽象形式多么超越现实，其根源还是要到人类生存的技术实践活动中找寻。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智技术”业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生产要素。
4.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文化审视
河南师范大学刘科教授从科技伦理的视角探讨DeepSeek的学术风险及其防范。DeepSeek的功能引发了科研不端伦理新问题，主要包括学术造假、学术不公、作品署名权等问题。为规避AI可能引发的学术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强化政府监管责任、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强化人的主体地位等。要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培养自觉的科技伦理意识，落实伦理先行原则，强化科技伦理治理。
山东科技大学贾强副教授辩证证审视DeepSeek引发的“赛博狂欢”现象。依托生成式AI开启的人机对话，潜藏着认知偏差与监管调试、人类价值迷失、群体性孤独危机等一系列风险。对DeepSeek进行技术伦理重构势在必行：需重视技术风险的预判与防控、价值理性的复归与重塑、社会治理的规范与创新，以此寻获赛博交互中“狂欢”与“秩序”的平衡之道，在民生福祉导向下实现新兴科技的负责任创新。
沈阳理工大学邬桑副教授探讨了智能化信息社会集体责任研究面临挑战的问题。诸如ChatGPT等智能体的出现，对人机的共同行动责任提出了“无心灵的道德”问题，涉及到基于集体问责主体改变的“去心灵化”挑战，基于责任归因和规范改变的认知责任挑战，基于责任分配改变的理解信息权力与驾驭分布式道德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伦理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华南师范大学闫坤如教授探讨了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问题。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动引发的一系列非正义结果：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数字剥削、劳资“数字不平等”、“数字共景监狱”等问题，在劳动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分配以及劳动本质上陷入正义困境。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重构符合人类自由解放本质的价值追寻，才能有效化解资本正义与劳动正义、物的正义与人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推动数字劳动实现服务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根本价值。
大连理工大学张卫教授提出，AI“复活”情感抚慰机制形成了对传统人类想象的认知解构，但削弱了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沉思，导致人类行动进入“无思”状态，从而引发“他者缺失”与“义务悬置”等伦理问题。这需要重新建构AI“复活”的伦理框架，通过确立技术介入的边界和限度，使在世者对逝者的义务在AI时代中得以归置，而非错置、悬置或废置。
湖南师范大学易显飞教授探讨了AI情感技术的人文问题。人工情感技术的发展以及情感机器人的普及在给人类主体带来便利和关怀的同时，也会在单元个体层面、组织系统层面、社会整体层面产生一系列人文问题。对此类人文问题成因的探析，可以还原至机制算法、价值语境和规约体系三个主要方面加以分析，并尝试通过搭建顶层设计、拓实发生基底、执行规约意志，以寻求情感机器人人文问题的正解。
5.科技风险及其规避与治理探究
黄冈师范学院石国进教授辩证分析了技术与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风险技术是技术风险的外化，是技术多元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具象。技术风险是风险技术方边界，而风险技术是技术风险社会型塑的内在规制与外在预警。因此，在技术治理和技术无法规避的现实面前，人的技术而不是人化技术，技术人化而不是简单的技术艺术化，是技术风险作为技术自身存续且合乎理性的必然选择。
巢湖学院郭启贵副教授探讨了科技风险及其规避问题。科技进步伴随着对自然、人和社会的风险。防范、减少和应对科技风险，除了发展科学技术，还要依靠在决策机制等方面做出正确选择。对科技风险的评估必须关照各方面的利益，寻求科技风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进行相关决策时，应按照“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这一基本原则，建构起“行动者网络”。
6.科技强国建设的文化思考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蒋廷黻之问”的解答与超越。“蒋廷黻之问”的核心是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探索和发展现代化的特点及取得的成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将建设现代化国家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将科技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在国家整合方面，从革命性政权建构到现代化国家建设；在科技创新方面，从争自由之器到建设强国之略；在现代化推进方面，从单维工业化驱动到五大文明协同进化。
武汉工程大学管锦绣教授探讨了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上，科技强国建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赋予”：一方面，科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科学理性精神，赋予其以现代力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科技强国建设以文化根基，通过对科技工具理性的合理利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探讨了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关系和融合路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人类实践精神的两翼。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发生了分野。当代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趋势和我国新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需要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融合共生。其合理路径是：培育内蕴工匠精神的科学精神、铸造富含科学精神的工匠精神、培养兼具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实践融合等。
国防科技大学杨爱华教授从战争演变史的角度分析了科技成为核心战斗力的生成逻辑：一是科技主导战斗力生成，从材料对抗到能量对抗再到信息对抗，深刻改变了战斗力构成要素、作战手段及体制；二是科技催生新型作战力量，从古代的车兵、水兵、炮兵到近现代的通信兵、潜艇兵、航空兵、防化兵、装甲兵和雷达兵，再到当代的导弹部队、战略火箭军和网络战部队；三是科技改变战争制胜机理，从冷兵器时代的材料、体能和单元制胜，到热兵器时代的能量、技能和平台制胜，再到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智能和体系制胜。
武汉学院卢厚家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视域下的人才强国建设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人才建设存在基础研究薄弱、评价体系功利化、协同创新壁垒及社会认知偏差等问题。科技文化可以通过“价值引领—思维塑造—制度保障—生态滋养”的传导机制赋能人才发展，营造以弘扬科学精神为核心、培育创新文化为动力、优化制度环境为支撑、涵养社会风尚为基础的文化氛围。其中，“耐心资本”计划、非共识创新保护机制、伦理敏捷治理等创新设计，为破解人才发展瓶颈提供了操作性方案，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供了文化维度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启示。
7.科学文化传播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前主编李醒民教授在考证民国学界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指出，“民国学术左派”拘泥于介绍和翻译国外的相关思想和论著，视某些著作的原则为圭臬，恣意发挥，鼓吹“哲学领导科学”“伟大的科学家是渺小的哲学家”“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且包含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谬论。这些荒谬论调严重影响了建国后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范式才得以拨乱反正：从正统意识形态转向专业学术学科，从政治批判工具转向真正学问研究，从经典原则出发转向实证理性立论，从封闭一元独尊转向开放多元平权，形成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活跃、进路独到、方法多元、根基稳固、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科学技术哲学共同体。
华南理工大学黄理稳教授和刘战雄副教授针对我国学术道德与科研伦理制度建设较滞后的问题，系统介绍了欧盟围绕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立的涵盖各级学术机构的管理制度，主张学习和借鉴欧盟的先进做法和经验，结合实际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完善我国的学术道德与科研伦理管理制度，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造福人类提供强大保障。
大连理工大学王飞教授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安全伦理治理的三种主要模式：一是以科研诚信管理、伦理审查、负责任的研究教育、风险监测评估为特征的“全方位”科技安全伦理治理模式；二是借助利益冲突披露、诚信教育、不端行为查处等工具建立的“科研诚信主导”科技安全伦理治理模式；三是借助伦理审查、教育咨询、过程监管等工具建立的“科技伦理主导型”科技安全伦理治理模式。建议结合国情加以借鉴。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田副研究员介绍了博物馆参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经验与路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建馆至今形成了“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三个基本陈列馆。其中，通过展示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科技成就和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宝贵经验，再现中华民族科技创新的奋斗历程，以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培育全社会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总之，参加本届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从多视角研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会议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紧扣改革主题，为统筹推进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言献策，体现了科技文化研究密切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和专家、学者为国服务的责任担当；二是追踪以数智化为代表的前沿科技革命，从科技文化、伦理文化等视角辩证审视这场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前瞻性地研讨我国应如何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建议，必将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第二十一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