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0日，“‘大写的科学革命’研讨会暨《科学思想史》出版座谈会”在科学出版社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华南师范大学、科学出版社主办。来自科学界、科学史界、科学技术哲学界、新闻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针对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以下简称“《科学思想史》”）一书，进行研讨和座谈。
会议开幕式由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社长侯俊琳主持。他指出，如果说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核心和重要部分，那么科学思想史则是科学史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国内近30年几乎没有新的科学思想史著作问世的情况下，肖显静教授撰写的《科学思想史》意义重大。他所提出的“大写的科学革命”原创性概念和“综合论”的科学史研究纲领，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的贡献。他提请会议举办方代表为本次会议致辞。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监事长张大庆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认为，《科学思想史》作为一部兼具历史深度和思想广度的巨著，不仅对科学思想发展历程做了全面梳理，而且对当下科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做了深刻的反思，是一部反思近代科学思想局限性的警世之书。本书特别关注了有机论自然观与地方性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呼吁人们在继承古代传统科学思想精髓的同时，勇于探索新路径，进行现代科学革命和未来科学革命。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孙小淳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勾勒出“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历史脉络，意义重大：一是为科学思想史研究者提供脚本，有助于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具有学术价值；二是为科学界提供思想资源，自觉推进现代和未来科学革命，具有科学价值；三是为公众了解各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形态以及科学革命的历程提供基础性材料，具有社会价值；四是为国内科学教育、高校科学通识教育以及科学史专业、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及研究提供参考，具有教育价值。不仅如此，《科学思想史》一书的写作体现了哲学式的科学史研究风格，能够促进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以及科学史内部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融合。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院长范冬萍教授强调，《科学思想史》不仅是作者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更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一部标志性著作。全书打破了学科壁垒，融合了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以“大写的科学革命”新概念以及“综合论”的新纲领，呈现了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不仅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更为我们理解科学思想的演进及其新的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科学出版社副总经理闫向东编审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次对人类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和前瞻性探索。通过深入研究从史前到现代各个阶段自然观和方法论的变革，本书系统地展现了科学思想的演进脉络，为我们理解科学革命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提出了一种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性科学”，意义重大。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科学思想传播，促进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之后，《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肖显静教授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作了概括。他指出，本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一是在区分抽象的哲学层面和具体的科学层面范式基础上，提出并区分“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并以“大写的科学革命”统领全书，其间穿插“小写的科学革命”，这是对库恩“范式”概念以及“科学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二是在评价科学史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纲领的基础上，建构并运用“综合论”的研究纲领，沿着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主线，系统呈现“大写的科学革命”思想史，这是对传统的科学思想史的历史学（柯瓦雷等）、哲学（库恩等）以及知识社会学（夏平等）的扬弃和超越；三是在分析概括新兴的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变革提出现代科学革命，在反思总结近代科学与环境问题产生的本质关联基础上提出未来科学革命，这是对以往国内外科学革命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和扩展。所有这些对于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和传播，以及新的科学革命的开启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开幕式之后，本次会议进入交流与讨论环节。该环节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一级教授刘大椿认为，《科学思想史》系“十年磨一剑”之作，立意很好，把科学思想史归为科学革命史，而这种科学革命又是由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引起的，如此就把科学思想史归为自然观变革和方法论创新史。这与通常着眼于科学活动、科学建制以及科学知识体系撰写科学革命有所不同。而且，本书概括得出的史前时期之“神话式科学”，古希腊时期之“哲学式科学”，中世纪之“神学与哲学混杂的科学”，近代之“机械式科学”，现代之“有机式科学”，未来之“地方性科学”（“可持续式科学”），很有意义，给人启发。特别是，本书由近代科学“经济但不环保”引出“既经济又环保”的未来科学——“地方性科学”，别开生面。但问题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性科学”还是科学吗？另外，本书没有提及当前引领科技革命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未涉及中国科技史，关于科学革命中原本极为重要的数学哲学问题也涉猎不多。这些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忠和院士认为，国外大科学家往往都有哲学的情怀，虽然今天还原论的科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整体论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一些新的学科如进化生物学、生态学之中，中国科学家需要补课。《科学思想史》一书所阐述的科学的哲学意蕴以及“整体论”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科学界有启发意义。该书构建并运用“综合论”研究纲领，发现并呈现由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所引发的“大写的科学革命”，思路清楚，方法得当，富有创新，自成一体。不过，周院士提出，本书作者所认为的人类史前时期发生了“神话式科学革命”值得商榷，所提出的现代科学革命更像是未来科学革命（因为它刚刚开始），所设想的未来科学革命——“地方性科学革命”，从自然观变革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将之起因归于近代科学本质上的非自然、不自然和反自然，失之偏颇，实际上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本身。而且基于“既环保又经济”构建“地方性科学”，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最后，周院士指出，本书有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建议将其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以便产生国际影响。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林德宏教授提供了书面评价：“肖显静教授的鸿篇巨制《科学思想史》博大精深，系统论述了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和科学革命的内在关系，实现了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深度结合。”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萧玲教授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规模宏大、逻辑清晰、构思精巧、风格独特，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和新的超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书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本书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难能可贵。本书关于“大写的科学革命”研究具有开创性，关于未来科学革命要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看法正确，坚持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统一，可以为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参考，很有现实意义。她认为，本书提出的“地方性科学”与传统科学的异同和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定成教授认为，本书作者大胆创新，很有勇气。一是学界做自然辩证法的不做科技史，做科技史的需要专业训练，而本书作者恢复自然辩证法传统，将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哲学史结合起来，概括提炼科学史；二是现在学界做科学通史的人很少，更多的是做科学专史，而本书作者逆历史潮流而动，完成了一部科学思想通史；三是本书作者打破常识与通常用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中文的“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不过，对于“大小写”，英文有而中文没有，以中文说“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让人费解。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孟建伟教授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具有鲜明的特色，提出了各种“大写的科学革命”以及“大写的科学”。这种科学革命史的写法，前所未有，几乎超越了所有科学史的叙事版本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框架，凸显了哲学的意味、观念的意味和思想的意味。也许，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鲜明的特色，决定了该书的重要建树和重大创新，打破了内史论、外史论以及语境论史学观的樊篱，在分析研究各种史学观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提出自己的“综合论”的史学观，从而呈现出从“大写的科学革命”到“小写的科学革命”，从“自然观”到“方法论”，从“史”到“论”，从“科学”到“社会”“环境”，从“历史”到“未来”的宏大场面。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史叙事方式。至于本书将量子力学、相对论作为“小写的近代科学革命”，孟建伟教授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刘兵教授认为，在当下这样一个拼论文、拼课题的时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能够静下心来，撰写这样一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值得称赞。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是以科学革命为主线进行的，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有一种淡化科学革命的倾向。科学中真的有科学革命吗？真的存在如作者所说的“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吗？如何处理科学认识中的断裂与连续之间的关系？另外，科学革命的主干将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科学革命吗？既然有科学的革命者，那么就应有科学的反革命者，后者在本书中体现了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孝廷教授认为，《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最大的工作就是给出了新的科学编史学方式，重构了科学史：一是提出了“大写的科学革命”，并且以此为轴心，依据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的“双螺旋”，展现“大写的”科学革命思想史；二是构建了“综合论”的研究纲领，在常规性的、平叙性的科学史论述之外，新增了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内容；三是所设想的未来科学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性科学”，既是科学认识的探讨，也有科学应用的反思，具有新意，是一种基于文明论或者更广阔视野下的“大科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教授认为，《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从古希腊到未来的科学思想史，体现了其学术的韧劲和勇气。他指出，在古希腊自然哲学方面，可以更多关注社会环境以及海洋气候、丘陵地质和地理结构，探讨为什么在古希腊产生了自然哲学。还有就是在中世纪，神学、古希腊自然哲学、炼金术等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意义重大，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的呈现及其关系，还要澄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刘益东研究员指出，从学术评价体系的难度系数和完成质量两个标准综合来看，《科学思想史》是一部优秀之作。比起仅仅撰写有一定思想性的小册子读本，本书试图通过某种纲领性的主线贯穿科技史的全部历程重写科技史，难度很大。这需要提出一个不同于库恩的范式定义，并且以一个新的范式转换来展现科学革命，以避免库恩范式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科学革命范式转换的非普遍性。对于这项工作，体现了作者极为扎实的学术功底。不过，他认为，这本书严格来说应该称作“西方科学思想史”，对于中国科学思想没有涉及。他建议，作者今后可以撰写一本简写版的《科学思想史》，供社会层面的人士阅读。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胡志强教授提出，一部科学思想史特别是一部综合的科学思想史，其撰写是有动机的：有些科学史家是出于厘清科学发展的历史，有些哲学家是出于理解科学本质的变化，有些社会学家是出于揭示科学认识社会文化的影响。本书作者除此之外，还出于对人类命运和生态环境的关怀，借助自己多年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之间的关联的研究积累，反思批判近代科学，认为应该对其进行革命走向“地方性科学”。不仅如此，本书作者还结合自身的生态学哲学研究，将此用于“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的展示以及这种科学革命的“反科学主义”的特征说明，确实使其有别于其他的科学思想史，值得提倡。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潜伟教授认为，本书是迄今中文世界最好的“科学思想史”著作。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一是从科学思想史是什么来看，它应该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交叉和融合，属于交叉学科。但是，目前国内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对此关注较少。《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融合这两个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体现了科学思想史的内涵。二是从科学思想史写什么来看，本书重点放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和近代科学上，这其实与本书要展现的主题“大写的科学革命”是相呼应的。不仅如此，通过对自然观与方法论等不同维度的细致剖析也令人信服。三是从科学思想史为什么来看，当然要回应当前的问题，提出未来科学的发展路径。对此，本书作者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未来科学革命——走向“地方性科学”。这体现了作者自身科学技术环境论研究的风格。尽管如此，潜伟教授还认为，在“引论”部分，本书作者没有从科学编史学的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柯瓦雷等入手，说明自身的研究与其的关联和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其他人物上，这有待商榷。
中国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立教授指出，本书是一部集大成性质的科学思想史手册（handbook），由个人独自完成，难能可贵。本书作者既有对前人工作的很好的叙述，也有对自己观点的坚实的论证，勾画出科学思想和科学革命的完整的地图，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本书对科学思想中的最重大的事件——近代科学革命，进行了全面透彻的研究，非常到位。本书第十一章将量子论和相对论作为“小写的科学革命”进行论述，没有专章讨论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有点遗憾。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张增一教授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是通过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为主线呈现“大写的科学革命”的，由此也将“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相区别。如此区别之后，历史上的“大写的科学革命”就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已经发生但突然衰落的“古希腊自然哲学革命”；已经发生并且基本完成的“近代科学革命”；正在发生但只是初露端倪的“现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未来科学革命”。这使得本书所称的“大写的科学革命”，从历史的时空和指代的明确性看，要大大强于其他科学史家所谈论并认定的科学革命，因为后者所谈论的科学革命往往只是近代科学革命，而且对近代科学革命也很少从范式辨明的角度加以进一步区分。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王大洲教授指出，现在人们一般研究的都是小问题，本书着眼于大问题，进行大研究，卷帙浩繁，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并且把如此大的问题讲清楚了。这确实不容易。不仅如此，本书具有启发性，引发人们思考新的问题，诸如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是依序发生的吗？“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可以相互包含吗？理论、实验、仪器工具在科学革命的呈现及其关联如何？科学革命中个别科学家与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关系怎样？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聂敏里教授认为，本书作者广泛吸收和学习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加以系统梳理和评价，从而使得本书具有史料价值。本书把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看作是一次“大写的哲学式科学革命”，以及对这次革命的突然衰落的评价，深刻且合理。本书有两个问题有待商榷：一是神话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范式，“神话式科学”的概念是否成立？“地方性科学”是后现代科学吗？如果是，它如何跨越现代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永谋教授指出，本书作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学习。他认为，科学和哲学在古希腊是同根同源的，由此在科学史编写中本书作者把二者关联起来的“综合论”写法是可行的。这种写法自成一家，的确算得上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向全世界加以介绍。不过，由于这里涵盖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导致一种无限状态，陷入科学边界不太清晰的境遇。另外，本书似乎有哲学至上的意味，这与今天“科学发展的前沿就是哲学”的状况似乎并不符合。
西南大学哲学系邱德胜教授认为，《科学思想史》一书的撰写借鉴了科学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并将此整合进第七章-第十章“近代科学革命”部分，体现了社会-政治亚文化是如何影响科学认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者由此否定“科学革命”的结论，而是认为，从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历程、个别科学认识的呈现及其争论，以及一个短的时空看，一种通常所认为的“科学战胜宗教”“真理战胜谬误”等的“科学革命”不存在，但是，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看，“大写的近代科学革命”确实发生了。由此针对“近代科学革命是否发生”这一问题，就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刘晓教授指出，《科学思想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大部头“科学革命”巨著，意义非凡，可以看作科学思想史的“中国化”。这部书既是集大成者，又是这辈学人戮力奋进的代表之作。《科学思想史》一书与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有所不同，《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强调科学思想的连续性，而《科学思想史》重点阐述自然观和方法论的变革创新，由此使得他们所称的古希腊科学革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数学的进步和证明方法的发现，后者则是“以哲学的方式认识自然”，是一次相对于“神话式科学”的革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恒力教授认为，本书是一部科学革命史，但是对于科学革命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论述较少。事实上，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进步，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革命和数学的物理学革命。技术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大写的”“小写的”科学革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值得探讨。他建议，可以在本书的基础上结合中小学的科学教育进行科学史写作，作为中小学课外读物或教学参考，提高他们的核心素养。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王哲然副教授指出，在科学史界有一种观点，叫作“与其写书，不如译书”。但是，单纯的翻译有一定局限性，会增加我们创新思维的惰性以及缺乏对大的和全局性方面的把握。而且，当下某些西方科学史研究者专注于研究一些被碎片化的小问题，这可以看做“小题大做”。不过，这可能导致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曲高和寡，在国际学界没有多少同道中人。《科学思想史》一书作者打破常规，对整个科学史作了宏观的思考以及整体性、体系性的把握，值得重视。
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综合处（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办公室）李鹏飞处长指出，《科学思想史》一书对于中国科学界进行科学革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一是有助于中国科学界深入理解科学认识、哲学观念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提高他们的科学和哲学素养；二是有助于中国科学界深入理解现代科学革命的内涵和哲学诉求，推动“大写的现代有机式科学革命”；三是有助于中国科学界深入理解近代科学与环境问题的产生之间的关联，反思“地方性科学”的合理性，为进行未来科学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邹聪女士有其独特的感受：本书时间跨度大，从史前到未来；涉及人物多，涵盖400多位历史人物；概念理论深，所谈论的几乎全是代表性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体量大，共16章，近百万字。所有这些需要作者不畏艰难、深入钻研、开拓创新、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以保证相关内容的全面性、严谨性、深刻性和准确性。更何况，关于史前人类的科学认识研究，“大写的”现代科学革命和未来科学革命的论述，是其他科学史著作中少有的甚至没有的，需要本书作者潜心建构。本书作者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从而使得本书不仅成为作者本人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也成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和出版的里程碑。
之后，主持人吴国盛教授指出，本书针对的是“科学革命”，但是却没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这似乎是一个欠缺。另外，对于“大写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称呼，似乎用“一阶的”和“二阶的”科学革命称呼更好。
最后，肖显静教授对会议举办方以及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对责任编辑和科学出版社表示特别感谢！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对自然的反思和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观念的演变史，即是一种科学思想史。科学思想史不是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仪器的编年史或者它们的通史，也不是它们的成功史，而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发展、成功乃至衰落的思想根源史。对于这样的科学思想史，应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哲学基础和社会环境以及科学史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只言片语、个别著作、单个瞬间以及固有的成见中去寻找。这是本书写作的宗旨。至于“大写的科学革命”概念的提出，肖显静指出，与他本人在进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过程中对“范式”概念的辨析有关，也受到I.B.科恩《科学中的革命》一书“Scientific Revolution”“scientific revolutions”“大小写”及其含义的影响，更受到高尔基“大写的人”的启发。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读书报对本次会议做了专门报道，其他多家媒体和单位也做了转载。在此致谢！
（邹聪，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江学如，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