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以下简称《通讯》）在京召开作者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青年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午的大会发言环节由《通讯》副主编王大明教授主持。《通讯》主编胡志强在致辞中指出，《通讯》在创刊之初的学术定位就在科学与技术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围绕着科学技术的研究角度，更加广泛地涉及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胡志强认为，一个杂志期刊的水平及高度与其作者水平休戚相关。在本次作者座谈会当中，期望与会专家们能够从各自的研究出发，就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相互交流，从而帮助《通讯》在未来的办刊中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学科发展方向，并发挥相应的引领作用。《通讯》编辑部主任从历史沿革、稿件情况、出版情况及发行宣传四个方面对期刊近期发展情况进行介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南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张柏春做科学技术史主题大会发言。他介绍了科学技术史学的发展态势，回顾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提出国内科学技术史学科目前存在的三个问题：学科发展不均衡，有明显短板，世界科技史研究尤其薄弱；学术队伍规模较小，活跃于国际学界的带头人和青年新锐不够多；学术研究碎片化、短期化，积极尝试多种新视角，但弱化了知识史的基础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大椿对《通讯》提出期望，《通讯》应当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平台，囊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及科学思想史等核心内容及学科；应当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交流的中心，令新思想及不同观点在其中充分交流互动；应当成为一个学术创新催化剂，提出新的问题，促进科研工作者的创新。刘大椿指出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存在原创性概念及理论的缺乏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在2015年提出的“科技审度论”概念。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蔡仲以“从社会建构到实践建构”为主题，介绍了科学建构的相关理论。他指出，科学的社会建构源于库恩“范式”一词的逻辑循环问题。库恩最后是用“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来界定范式，从而摆脱了这一困境，并认为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布鲁尔提出了“方法论对称性原则”，把科学共同体的权力与利益视为真理与理性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走向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拉图尔不满布鲁尔牺牲“自然与仪器因素”的极端做法，坚持从自然与社会的混合本体状态，去追踪实验室中科学的实践建构。布尔迪厄批评了知识社会学微观路径的相对主义，提出了科学场的结构主义，把“科学资本”视为科学自主性核心，并指出了警惕危害科学自主性的日丹诺夫法。

青年学者胡星铭、张云龙、姚大志、唐文佩随后进行了大会发言。南京大学哲学系胡星铭教授指出，相比美国、英国科学哲学期刊，《通讯》包含内容更加丰富广泛，其中还有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相关文章。他认为专题组稿形式很好，建议审稿人多提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提升论文质量。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龙介绍了工程与社会正义、巨型工程当中的政治与伦理问题，提出“工程正义的两条研究路径”。张云龙指出，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成就中国的工程政治学，用讲中国故事的方式建立中国的学术体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姚大志报告了科技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动态，介绍了出版物、机构组织和体制史的相关研究，讨论了史和论之间的关系，科技史的创新点应该来自于哪里等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唐文佩描述了她作为《通讯》作者的成长历程。唐文佩探讨了医学与社会界面上的多重研究维度，在医学专业、公众、社群、个体、制度和观念上都亟需加大研究力度。唐文佩建议吸纳更多年轻审稿人，增加激励机制，加快外审进度。

下午分组讨论分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三组，分别由《通讯》三个栏目的编辑召集。分组讨论结束后，各组召集人汇报了讨论结果。

胡志强在总结中向多年以来支持《通讯》发展的作者表示感谢，他表示，本次会议作者对《通讯》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更重要的是与作者在一起增进了友谊，使编辑团队对进一步办好《通讯》充满了信心，为《通讯》在未来更好地发展提供了动力。《通讯》将建立机制，推动编辑团队与作者们定期开展常态化沟通联系。最后，胡志强对各位作者顶风冒雪，克服困难来开会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