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恰逢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启动30周年，为了向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们表达敬意，也为了反思总结科技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1月31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的“科技体制改革：30年后的回望”纪念座谈会暨学术报告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召开。来自全国人大、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活动由上午的纪念座谈会和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两部分组成。纪念座谈会由《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会主任、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先生主持，《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胡志强教授致简短的开幕词之后，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范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回顾了科技体制改革自1970年代末期至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期间的发展过程；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明廷华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的亲历者，他详细回顾了政策制定的重要历史细节，提出科学基金制度和专利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他还对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原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所长罗伟详细阐述了其对基础研究的地位、科技人才的作用发挥以及当前科研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的看法；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惠国回顾了1980年代重要政策的决策过程，特别是“提出方案要反复讨论，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没有异议不决策”的工作方法，他还提出科技界论资排辈的现象非常严重，应该为中青年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工程院赵文津院士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呼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提出科技界要研究“真问题”，“为新理论的提出创造好的土壤”，改变过于依靠国际论文进行片面评价的倾向；原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院士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第一批博士后，，他说自己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受益者，并回顾了科技体制改革对自身成长的促进作用；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呼吁继续保持对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提出当前的科技体制改革应该关注科技成果的归属权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副局长郑永和回顾了基金委自1985年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并对未来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提出了建议。

在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做了题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变与不变》的报告，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做了题为《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状况与问题》的报告，《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王大明教授和编委孟建伟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方新提出自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到1992年，指导思想是“面向、依靠”，具体政策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等；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指导思想是“面向、依靠、攀高峰”，具体政策包括增加科技投入、鼓励科研院所转制、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第三阶段从1998年开始至今，以“科教兴国”为主题，“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历程当中，改革的基本问题没变，如“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创新主体的制度变革与能力建设”、“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等；主要政策工具也没变，仍是“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改革的主要任务由“突破旧体制”发展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其改革重点由“微观运行机制”发展到“宏观管理体制”，工具由“政策指导”发展到“建立基本制度和规则”，与此相适应的，需要全社会转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探索绿色、健康、智能、普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刘燕华结合自身多年从事科技管理的工作经历，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经过了“改人、改事、改制度”的变迁，所谓“改人”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所谓“改事”就是以具体工作为抓手，把科研人员引导到新的方向上来；“改制度”就是体制机制要符合时代要求，过去的机制是“外部牵引式”，现在要变成“内生驱动式”。对于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他提到了当前科技工作者普遍关心的八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创新驱动需要从全局进行聚焦；二是科技研究需要连续性支持；三是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四是科研人员的双重身份与成果转化的体制矛盾；五是科技经费使用的灵活性问题；六是优化科教结合、军民结合的运行机制；七是扩大创新在国际舞台的发言权；八是创新基地建设要有国家统筹，让科研人员安心工作。

报告会结合之后，与会人员又针对“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与科技改革的关系、高端智库建设、如何改变科技经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制度性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纪念活动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人民网、求是网等媒体均进行了相关报导。

（文/陈印政、吴培熠（人文学院），图/平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