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家是个既遥远又紧密的群体。对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对他们的研究，却常常一知半解；他们的成果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但褪去科学家的标签，他们本人的面目却又模糊起来。《科学精英：求解斯芬克斯之谜的人们》（以下简称《科学精英》）一书为人们了解科学家群体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在科学家的标签背后，这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个个丰满的人。
从1979 到2014《科学精英》一书是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人物评传”栏目的文章结集而成。
创刊于1979 年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性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主要刊发学术文章，但这本理论性极强的杂志里，有一个通俗的小栏目却成为了亮点，从创刊伊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是“人物评传”。
“‘人物评传’栏目的写作基于严谨的科学史研究，但语言却平实通俗，就是讲科学家的故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副主编王大明向记者介绍说，“自创刊开始，我们就确定，不仅要作专业性研究，也要承担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使命。而这些恰恰是贯穿在科学家个体的行为方式当中的，所以科学家传记能更为直观又全面地体现这些内容。
”《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人物评传”栏目以科学家评传为主，也有少量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和管理学家评传等。从1979 年到2014 年底，该栏目一共刊登了214 篇文章，包括169 篇西方科学家的传记和45 篇中国科学家的传记。
“35 年间，‘人物评传’栏目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章，我们从214 篇文章中选出了44 篇，编成《科学精英》一书。”王大明说。
科学精英》选入了范岱年、戈革、董光璧、金吾伦、胡作玄、李醒民、刘钝、樊洪业、王渝生、江晓原和刘兵等知名学者的文章，选题涵盖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学科。
科学家集体传记
《科学精英》不仅仅满足于对科学家生平的描述，而是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家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通过代表性科学家的个体故事去反映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反映科学家与大时代背景的互动。这一点在编者对不同科学家的分类上可见一斑。
《科学精英》将收录的文章按主题分为“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者”“丰富多彩的科学生活”“为理解自然和自我而奋斗”“艰难时世的跋涉”“浮士德式的科学家”“女性与科学世界”“东西交汇的激荡”和“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等八个部分。
“科学的体制化过程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科学事业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19 世纪后期，科学正式成为一种职业，不过人数不是很多，机构的规模也比较小。进入20 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职业科学家的人数迅速增多，并得到国家和产业的大力支持。”王大明介绍说，“作为这本书最开始的一个部分，‘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者’向读者介绍了振兴德国化学工业的李比希、英国科学职业化先驱德拉贝奇、美国科学大厦的奠基者约瑟夫·亨利等科学家的贡献。”
历史上，政治社会的动荡也常常会对科学家个人命运产生影响。比如，在书中《舒布尼可夫：被“清洗”的苏联低温超导物理学家》一文中，读者可以了解到，面对苏联历史上的大清洗，物理学家舒布尼可夫为了顺从审查者们的意愿，几乎将一切可能想到的荒唐罪行都加到自己头上，编造出一个个故事，但仍然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对于低温超导物理学史来说，随着舒布尼可夫的消失，当时在世界上非常领先并有着辉煌前景的第二类超导体研究也不得不暂时中断。
“长期以来，科学世界似乎都是由男人统治的，女性在科学中的角色非常尴尬。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女性科学家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王大明说，“所以，此次编纂《科学精英》一书，我们特地开设了‘女性与科学世界’这一主题，将眼光聚焦在女性科学家身上，介绍她们在特殊文化背景和时代环境下取得的重要成就。除了国外的丽丝·迈特纳、麦克林托克和朱丽亚·罗宾逊之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个华人女性科学家吴健雄。”
对于读者来说，最熟悉的科学家可能会出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这一部分。这些文章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科学救国的艰难历程，包括为中国近代科学和教育事业奠基的蔡元培，为图救国大业而创刊办社的胡明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披荆斩棘的王淦昌和郭永怀以及在战火纷飞和“文革”期间始终投入到科学教育事业中的叶企孙等。
“科学家也是人”
《科学精英》收录的文章不仅关注科学家的职业特征，也试图了解这些个体在科学家身份之外的情感与命运。
“科学家也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怪物。”王大明说，“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们可能展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他们业余生活却和普通人一样，各有各的爱好。”比如，在书中，读者就可以了解到，提出板块漂移学说的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是如何收获爱情的，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拉比又是如何考虑是否应该选择服务于政府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精英》一书还介绍了一些并不符合人们心中传统正面形象的科学家，包括曾作为纳粹在物理学界的代理人、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因发现极隧射线的多普勒效应及电场中的分裂获得19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依附纳粹的德国物理学家斯塔克，还有运用政治迫害手段打压学术反对者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
“科学可以自动净化人的心灵吗？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20 年代国内就已经有过一次大讨论了。”王大明说，“当时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中，一派认为科学精神和文化普及之后，人们自然就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科学只能解决科学范围内的问题，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科学也无能为力，科学不是万能的。现在看来，一个人虔诚地投入科学研究，并不能保证他的灵魂就是高尚的。科学家中人品低劣者也有，跟其他职业没什么两样。科学确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而这往往会让人们对科学产生某种误解和夸大。科学能求真，但真相并不一定善与美。在对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时候，研究者自身可以抱有自己的观点，但在学术研究上，还是要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与个人分开。”
在王大明看来，科学家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科学家无法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相抗衡时，有些科学家为了获得社会认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顺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行为规范。“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希望读者能对科学家的社会处境和道德责任进行思考。”
“通过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希望科研人员和读者能意识到，科学有有益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科学保持谨慎的态度。”王大明说。
2016年1月8日《中国科学报》第6版读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