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8-21日，由国际实践伦理与职业伦理学会（Association for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Ethics，简称APPE）举办的第25届国际实践伦理与职业伦理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市举行。包括APPE执行主席德尼.艾略特（Deni Elliott）、执行董事会主席莎拉.K.A.法泰格尔（Sarah K. A. Pfatteicher）、新墨西哥大学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安妮.R.辛普森（Anne R. Simpson）、商业伦理研究的著名代表伊丽莎白.海曼（Elizabeth Heitman）在内的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波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中国、菲律宾、南非等400余名学者参加本次学术会议。
APPE成立于1995年，旨在改善不同职业领域中的道德行为，培训和塑造下一代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职业人员的伦理和道德规范。APPE每年在全美10个地区的大学中评选出优秀大学生团队参加美国国家校际伦理学研讨会，并将优秀论文发表在学会刊物《伦理的探讨》。每年一度的APPE年会都聚集一些包括科技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等等。其目的就是实现伦理学领域内跨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不同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以促进社会情境下与实践伦理、职业伦理的交互作用的研究。
本次APPE年会没有预先设定主题，所有提交论文或摘要均要求体现出与实践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研究的相关性，这也是本次年会的一大特色。最后，会议形成了多个分议题：科学技术伦理、工程伦理、动物权利与伦理学、气候变化与环境伦理、教育伦理学、商业伦理学、法律与社会伦理、媒体与新闻伦理等。
一、科学技术伦理
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的弗雷泽.贝尼亚（Frazier Benya）教授探讨了科学专业素养和科学家的职业责任问题，并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科学家的素养要求进行实证研究。他首先介绍了美国国家工程学院工程与科研伦理网络研究中心（Online Ethics Center for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简称OECER）在未来五年内制定的一个影响广泛的科学伦理教 育的研究计划，研究计划将实现计算机与社会基础设施之间有效衔接，新的网站不仅扩大了资源搜索范围，同时也具备了跨平台的功能，接着他分析了科学家职业责任的4 个方面的问题。他着重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责任感在专业素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然后介绍他在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美国职业伦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thics in the Professions，简称CSEP）、美国伦理教育图书馆（Ethics Education Library，简称EEL）等10个地方进行的科研伦理状况调查报告。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家专业素养的提高必须要综合考虑科学的多样性，全球化和社会责任等要素。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泛美分校的辛西娅.琼斯（Cynthia Jones）教授的题目为“大学校园的网络安全与伦理”。通过对大学校园网络安全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她指出当代美国大学高等教育体制中网络安全正面临着道德挑战，例如在教学和学位授予上不得不考虑黑客攻击以及隐私泄露问题，她认为在高等教育网络安全伦理上应该坚持三个基本原则：自主性、宽容性、公平性。然后她从教学、聘用、课程内容维度对网络安全进行了全面考察：大学是否应该教授学生“危险”技能或将潜在危险信息暴露在学生面前？大学人才招聘是否应该进行背景调查或限制特定专业的招生人数？大学的课程教学是否应该将网络安全道德纳入必修课范围？最后，她强调指出不同的道德视角将应用于对网络安全的评估，并在实践中得出合理的结论。
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罗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教授就破碎液压技术（Hydraulic fracturing，简称fracking）引发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会上做了“破碎液压技术伦理的综合方法：进展中的工作报告”。他首先阐述了破碎液压技术（fracking）的基本概念，接着从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了现阶段破碎液压技术伦理的成就，然后分析了2014年登克德河县（Dunkard Township）爆炸事故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破碎液压技术的不确定性直接阻碍了公众对安全风险可接受性的讨论。最后，柯克曼提供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2015年春季的一项科研资助计划的简要的背景总结，包括项目的目标、组织，一些参与者和观众的基本观点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计划初步研究的工作重点是对宾夕法尼亚州天然气钻井的岩石力学和岩土力学数据进行交叉学科研究，进行模拟爆炸实验，并在伦理和政策背景下开展田野调查。计划的目的是促进破碎液压技术伦理的实践研究，危机与冲突下的工程实践，伦理与社会问题下的安全教育以及专业群体介入研究。并且，计划吸引了来自广泛专业领域包括政府、石油工业、公民团体、高校的土木工程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因此，柯克曼相信，土木工程学者、公共政策专家和伦理学家将在未来破碎液压技术伦理指导的知识创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英国利兹大学的斯宾塞• 施托贝尔（Spencer Stober）教授从人类进化、文化与智慧三个维度对神经生物学与人类道德的发展进行考察。他指出，道德发展传统上被认为 一种基于抽象规则的理性行为，并且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自私、侵略、生态无意识行为都是意志失控的恶果，道德问题能够被更高级的理性所解决。但是人们对人类道 德发展的理解又有过于狭隘之嫌，为此他从神经生物学方面对人类道德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试图恢复其本来意义。首先，他基于神经生物学的观点，认为人的道 德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生命的早期，道德理性与美德依赖人们的生活经验，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获得。然后，他为基于发展道德心理学的人类早期童年经验构建了进化 框架，不仅强调基因对人类道德形成的影响，而且还考虑到一系列环境和表观遗传因子的作用；其次，他提出道德情感和理性的发展应该以神经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强调在 复杂多层次性以及相关人类“智慧”产生的理论之前对伦理功能进行阐述；最后他对原始社会文化取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也正是这种原始狩猎的社会文化取向不仅塑 造了人类的价值观以及抚养后代的方式，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对全球生态崩溃的回应。
二、工程伦理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尤金• 施洛施贝格尔（EugeneSchlossberger）对当今美国的工程伦理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他首先阐述了美国工程伦理规范6 项“共同核心”条款：公 众安全或福祉至上原则，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能力胜任原则，诚信原则，合作原则，尊重原则和专业性原则。接着通过对美国三个典型工程案例的社会后果研究，尤金认 为，现代工程师在21 世纪面对更多的复杂性挑战，这就需要在工程伦理规范基础上增加两项义务：1. 宣传与教育义务，即有责任对工程师和公众进行工程教育，保证工程活 动的可行性；2. 关联性义务，即工程活动应该选择信誉良好的客户对象进行合作。面对不同的社会标准，工程师更应当仔细分析工程以外的社会影响，扮演好“社会进步推 动者和催化剂”的角色。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查尔斯• 爱德华• 哈里斯（Chares Edward Harris）提出了工程伦理教育多理论应用的研究框架。他认为，工程伦理教育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 在伦理教学中应该嵌入义务论、功利主义、德性伦理等综合知识。通过对两位新的软件工程师的采访，哈里斯指出，先前工程师的责任主要是满足客户所建立的一系列模型和 参数的需要，而这些模型和参数的建立并没有充分地考虑社会正义、公正的补偿和未来的协商性等问题。因此，工程伦理教育需要从多元化的角度对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 进行研究。比如，道德理论能否理解为科学理论？如果工程伦理教学中增加了道德理论的内容，效果怎样？为什么德性伦理被认为“三大道德理论之一”？现代工程师面对 不同的社会标准和结论，应当如何进行仲裁或“协商”？对这些问题，国际工程师协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和标准。
威斯康星大学的克里斯汀• 玛塔（Christina Matta）教授的题目是，“案例研究：倡导多元视野下的工程决策——以俄亥俄州索尔大堤为例”。他首先对索尔大堤决策的整个 过程进行了回顾，2008 年索尔大堤的防洪方面已经出现明显的恶化迹象，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将大堤的风险级别归入“迫在眉睫”的级别。并且美国国会评估对大堤的修筑工程 预算将达到1 亿3 千万美元。调查发现，大堤的防洪功能已经不是对下游城市中公众生命财产的保护，而是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群的保护：在这些村落中98 个建筑物属 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其中57 个位于泄洪区，它们中大部分建筑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7 年德国分裂分子逃避种族压迫时期。因此，玛塔指出单纯以成本—效益为导向的机制， 已经不能科学公正地做出决策。他认为，工程决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引入更多的伦理学方法，而且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和历史文化要素，特别对其中的非工程利益相关者进 行关注。他最后强调指出，应该鼓励和倡导工程专业类的学生（甚至专业工程师）参与到案例研究和模拟决策的过程中，保证他们在伦理演绎和解决工程利益相关与非相关 问题的学习中受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沙默斯• 米勒（Seumas Miller）教授做了“走向无边界的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的教育目标是什么”的报告。在报告中，米勒首先介绍了澳大利 亚科学促进社会学会（Australi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of Science，简称ASPS）对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工程伦理教育现状的实证研究，他认为需要将一份“规范的教学大纲”引入到工程伦理教育中，并且要强调教学大纲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普适性问题。他从4 个方面对工程伦理的教育目标进行了分类：一是充分理解工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对作为职业工程师的责任与伦理进行综合性理解；三是有能力及时做出道德判断和减少工程师的工作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风险；四是帮助促进实践工程师的伦理学 认知和价值观共享。
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克里斯托弗• 迈尔 斯（Christopher Meyers）的“理论与方法：工程决策的过程”； 南佛罗里达大学的St. 彼得伯格（St. Peterburg）的“当‘安 全’成为‘便利’的代名词：司法部门和企业文化对工程 伦理的影响”；北德克萨斯大学的乔• 赫克特（Joe Herkert）的“气候变化与责任工程”；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安 德鲁• 布里奇斯（Andrew Brigdes）的“罗斯的责任与国际 工程伦理”；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唐娜• 汉密尔顿（Donna Hamilton）的“缺乏共识的探索：工程师与生态学家关于环 境可持续性的定义”等等。
三、动物权利与伦理学
来自美国玛丽伍德大学的莎拉• 克尼汉（Sara Kenehan）教授从商业伦理的视角对科研活动中动物实验的 伦理困境进行了研究。她指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在 科学实验中被致死，死亡原因包括物理伤害和药物成瘾等。 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仅2010 年就有将近1 百万只动 物被应用于各类科学实验，其中还不包括老鼠和鸟类的数 量（估计老鼠和鸟类的实验数量高达2500 万只）。她认为， 动物实验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 谐产生严重影响。从商业道德的观点来看，有助于为动物 实验的行为提供一个经济学的思想支持，在此基础上以利 益相关者的角色对动物实验进行重新审视。
英国剑桥大学的唐娜• 亚里（Donna Yarri）从动物解 放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视角对流浪猫处理的伦理问题进行了 讨论。她认为，流浪猫是人类城市化进程中最为边缘化的 物种之一，这也在伦理上带来了很大问题，至少负责宰杀 流浪猫的那个人会有一种罪恶感。因此人类编织了各种各 样的“故事”来为自己开脱。对流浪猫的问题，人类有饲 养、限制流浪猫数量、监控流浪猫医疗卫生条件、甚至给 予流浪猫安乐死的责任与义务，目前的处理方法包括：放 任不管；专门饲养而不做绝育手术；“诱捕——绝育——释 放（TNR）”。以她看来，这些方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流浪 猫的伦理问题。亚里指出，无论城市、郊区、农村还是人 为栖息地（动物园或野生动物保护区），人类的干预需要取 决于野生猫科动物实际生存环境，只有在具体的野外环境 中重新考虑和开展流浪猫的救治工作，流浪猫才可能重获 新生。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亚伦• 西蒙斯（Aaron Simmons）教授做了“动物，自由和素食主义伦理”的报告。 在报告中，西蒙斯首先从素食主义伦理思想的视角，对动 物也应享有自由的权利和价值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接着 他对使用动物作为人类食物来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 他指出，工厂和饲养场将大量动物用于获取牛奶和鸡蛋等 食物来源的做法，表面上使用更为人性化和人道的技术手 段，然而这种做法剥夺了动物的自由权利。尽管许多动物 伦理学家都同意“通过牺牲动物自由的权利，使动物以免 于被任意宰杀或遭受伤害”的观点的首要价值在于它对动 物生命生存权利的强调，但实际上低估了动物本身的自由 价值。即使动物不被任意宰杀或遭受肉体上伤害，对它们 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不仅使动物自由地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丧失了，同时也使动物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和抑郁。因此， 他主张对限制动物自由（包括在动物园和马戏团中使用动 物）和以动物作为食物来源的行为进行伦理反思，用一种 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的伦理学来取代目前的伦理学，呼吁 动物伦理学家在今后关于动物自由的研究中加强引导公众 对物种同等伦理地位的讨论。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的托马斯•I. 白（Thomas I. White）对美国海洋世界公司（Sea World）中海豚的伦理问 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美国海洋世界公司的海豚饲养与 表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引发了人们的伦理反思：首先， 在鲸类动物权益保护意义上，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是否可以 接受？其次，在要求公司对股东和员工兑现承诺的意义上， 这种人为的操作方式是否属于适当管理的范畴？为此，他 主张用物种“繁荣”的概念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概念 从科学的角度重新回答了海豚在怎样的自然条件下实现种 群数量最大化并健康成长。而诸如海洋世界公司此类的娱 乐产业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它不仅无法满足这些条件，而 且会无意间使这些哺乳动物遭受伤害。同时，他认为应该 汲取美国海洋世界公司“杀人鲸（Blackfish）事件”的经 验教训，公司股东和员工的权益也应予以重视，这就要求 公司高级管理层主动寻求可替代性的盈利策略，为达到理 想的经济利润与解决海洋生物伦理问题提供一条可持续的 实践路径。
四、气候变化与环境伦理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拜伦• 尤邦克斯（Byron Eubanks）教授从一个教育学家的角度谈了环境伦理的教学 方法问题。尤邦克斯认为，环境伦理教育的不变特征之一 就是学科化的改革，这种学科化是不可持续性的，主要原 因是环境保护始于一种带有责任的特殊的制度性概念。对 环境伦理教育不能培养环境科学家的创新意识以及环境工 作者的社会责任的批判等问题，他提出的方案是，新的环 境伦理教学要尝试将更多的哲学、生物学和休闲研究领域 的专家学者引入到本领域的教师队伍，以使学生学习定义 客户对象在历史、哲学、生态等多方面交叉学科的知识。 他主张在每个学期末安排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通过野营、 徒步旅行、垂钓、攀岩等野外活动以及旅行经验，主动将 环境公正与保护的知识嵌入到教学实践和技能之中，并且 以交叉学科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对课程动态、行程规划、教 学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估。
美国田纳西大学的特里沃• 海德伯格（Trevor Hedberg）的报告是“重塑生物多样性：作为气候变化负效 应的补偿”。海德伯格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对当代或未来的 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实质性威胁，并且这种威胁不仅局限于 人类，其中最大的威胁是“非人类生命形式”的生物多样 性丧失：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物种灭绝。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上，人类不仅应该承担起相应 的责任，而且也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伦理义务。他主张通过合成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来实现恢复已灭绝的物种和 以新物种取代旧物种的长期目标，阐述了合成生物学研究 在补偿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认识论意义，对“合成生物” 是天方夜谭以及合成生物学弊大于利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和 批判，接着通过介绍一系列合成生物学在恢复生物多样性 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合成生物学更有利于促进生物个 体的发展，从而在种群和基因水平上保护生物多样性。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托比• 波斯瓦（Tobile Poswa）教 授对环境健康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处理环 境健康问题时，人们没有给予环境健康领域从业者群体面 临的伦理困境以足够的重视。近年来，由于缺少政府支持， 人口的大量增长、新型致命疾病的威胁、社会偏好和期望 的影响等原因，导致环境健康领域缺乏特定的职业道德规 范以及对从业者群体必要的监督机制。为解决该问题，他 提供一些尝试性地回答：一方面要增加环境健康的广泛社 会影响，在环境健康研究与政策行动之间处理好个人、企业、 政府三者存在的诸多异议；另一方面，要指导伦理正义怎 样嵌入到环境健康从业群体和个体行为中，以此来达到促 进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艾格尼斯• 雅各伯• 纳珀穆斯诺 （Agnes Jacob Nepomuceno）和亚历克斯•B.纳珀穆斯诺（Alex B Nepomuceno）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现代信息技 术在奥克兰群岛气候和地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问题。通过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奥克兰群岛台风、地震、火山爆发、 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案例研究，他们分析了引发这些自然灾 害的气候影响因素，并且考察了奥克兰群岛的经济学与其 他社会人文特征，以及当地人形成的诸多不利于环境保护 的风俗习惯。他们指出，现代信息技术有助于提高自然灾 害预防和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例如当地政府使用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网站传播适应气候变化的知识和减轻自然灾害 的措施，并且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他们指出，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信息技术进行伦 理反思，因为伦理维度是技术的内在维度，对伦理的诉求 是技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其他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里斯托弗• 阿罗约（Christopher Arroyo）教授就21 世纪社会科学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进行 了探讨。他认为，目前主流的基督教受所谓“自然科学威 胁论”的影响太深，还在诸如上帝是否存在等问题上争论 不休；如果人们能够给予社会科学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所 发挥的作用以更多的关注，这些争论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社会科学为此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指出，一方面社 会科学对基督教义关于性和伦理的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比如性的互补性，婚姻，涉及性伦理的“自然”与“非自然” 的问题等。另一方面，美国的基督教会在公共政策制定上 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基督教会不应把他们仅仅定 位于一种宗教团体，而且更应该进行学科化的改造，借鉴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一个可替 代的新途径。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巴斯蒂安• 范纳克尔（Bastiaan Vanacker）对美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伦理问题 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泄密本身面临的一个最大伦理困境 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冲突”：维护国家安全与知情同意。而 新闻伦理学界在该问题上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 他从3个方面对产生新闻媒体泄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 博弈论；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泄密事件来自于人际关系层 面，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并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力图 通过泄密行为来实现双赢。其次，许多新闻界人士一致认 为，如果泄密行为一旦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个行为就应该免于惩罚。最后，媒体自治论；编辑对涉 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享有自主决定权。但他认为这三 种解释在综合考虑各种异质利益与价值上存在一定的偏颇， 一系列可替代性的机密泄露的伦理准则可以作为一种平衡 不同价值冲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新策略。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的洛定平教授从进攻性现实主义 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战争伦理进行了探讨。正义问 题在战争伦理中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特别是涉及现 实主义和和平主义理论的时候。“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对古代中国战争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 观点认为一切战争都是公平的，很少涉及关于战争伦理的 讨论。他认为这既是一个谬误，也是一种对战争进行伦理 反思的忽视。他还对中国法家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进行 了解读，以他看来，这两种理论都对战争伦理的特殊性存 在着某种误读，因此，他指出今后关于战争伦理的研究应 该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广泛的对话与讨论。
南非马古苏托理工大学的托比莱• 波斯瓦（Thobile Poswa）教授对伦理知识和伦理专家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他指出，“伦理知识”是当今伦理学关注的一个焦点， 但是人们往往将“伦理知识”与“道德知识”的概念相混淆， 为此他从4 个方面对“伦理知识”进行了全面解读：一是事 实的知识（命题）；二是程序的知识（规则、命令和准则）； 三是技能（隐性知识或技巧）；四是判断能力（评估的能力， 设计合理行动计划的能力）。然后他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格桑 的观点，提出了“伦理专家”的概念，并从5 个方面对道 德哲学家和伦理专家的本质特征以及二者所蕴含伦理意义 进行了解读，认为“专家”应与知识相通，而不仅仅是对 社会需要的回应。
另外，本次APPE会议还设立了最佳研究生论文奖。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丽泽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 10 多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评奖。最后，会议宣布下届 年会将于2017 年春季在美国达拉斯举行。
（郭佳楠，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