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至23日，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从“科学的春天”开始——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创刊40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建校4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和雁栖湖校区成功召开。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国科大人文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方新，中国科学院原副秘书长、国科大原党委书记邓勇，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通讯》名誉主编范岱年，北京大学教授、龚育之夫人孙小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邱仁宗，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科学史学会原主席刘钝、《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科学史期刊《爱西斯》（Isis）前主编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董军社，国科大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王艳芬，国科大副校长牛晓莉，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博永，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国科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通讯》主编胡志强、副主编王大明和杂志社全体编辑人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9月22日上午，从“科学的春天”开始学术座谈会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大礼堂二层报告厅成功召开。董军社主持座谈会，会议由郑必坚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两部分组成。与会嘉宾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探讨和凝练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思考和展示中国科学院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的示范带头作用。
在主旨演讲中，郑必坚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基本国策。这40年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方针。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开始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可以说，我们已经兑现了小平同志“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承诺。目前世界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同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抓住历史机遇，继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在嘉宾发言环节，杨振宁指出，20世纪和21世纪科学迅速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空前活跃，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它们的各种分析、记载和介绍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他指出关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要跟近代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另一个方向是要注重用通俗的方式来介绍科学的发展历程。他呼吁和号召更多的年轻人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方新回顾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40年历程，指出我国的科技发展应从两个维度评价，纵向看，与过去相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横向看，仍与先进水平之间有很大差距，因此，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大。科学的发展不仅有经济作用，还有繁荣科学、培育人才和塑造文明的作用，讲科学知识更要讲科学精神，这是我们未来的新任务。邓勇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通讯》对解放思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希望未来《通讯》能够继续在该领域发挥其重要作用。他强调，一所好的大学必定要有一个好的人文学院，要注重培养高水平、高素质、有思想的科技人才。要把国科大建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把研究生培养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颜基义强调，要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用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去解释问题，突出它对于人的关注。他表示非常喜爱《通讯》的人物评传栏目，将每期的科学家传记都以剪报的形式保存下来，希望杂志今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办好这个栏目。同时，期望《通讯》继续保持一贯的操守，发挥引领舆论导向的作用。
范岱年回忆了胡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中发挥的作用，强调解放思想和言论自由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性。孙小礼回忆了于光远同志在《通讯》的一些工作情况，指出《通讯》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这些年更是有长足的发展，希望杂志今后能够越办越好。邱仁宗建议《通讯》今后更加重视科技发展政策方面的研究，关注科技政策的制定、重大科技项目的决策以及合理的技术选择等问题。刘钝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这个工作并没有完成，当下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再启蒙的问题，其中科学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希望《通讯》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中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刘大椿认为自然辩证法的最大特点是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他表示40年前是科学的春天的开始，40年后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问题，应当不遗余力地发展科学技术，同时对科学技术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研究、反思。希望我们能把当下作为走向又一个“科学春天”的开始。莱特曼代表美国科学史学会向《通讯》杂志创刊40周年表示祝贺，并指出科学史对于推动科学教育和弘扬科学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周德进表示科学理性是一个民族素养的基本构件之一，希望《通讯》在弘扬科学理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王艳芬指出《通讯》与国科大学几乎诞生于同一种理念，就是为中国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国科大不仅是最早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培养的高校，而且自然辩证法课程对国科大理工科学生也影响深远。她表示国科大正努力将哲学学科变为一级学科，并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这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更是今后学校办学的需要，是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的要求。
9月22日下午，纪念《通讯》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第八会议室继续召开，由《通讯》副主编王大明主持会议，首先举行“追思逝者，感谢旧人”的纪念活动，向首任社长钱三强、首任主编于光远、参与创刊的李昌先生和原主编李宝恒、胡新和以及老编辑陈益升、田洺和苏大军等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并向为《通讯》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名誉主编范岱年、原主编李醒民、原副主编李伯聪、原党委书记王迪女士、原编辑部主任金观涛，和资深编辑李秀果、刁培德、朱斌、刘青峰、李昆峰、刘新彦、张丽华、李真真、赵雷进等，以及兼职编辑顾昕、王德禄、王克迪、刘兵、吴国盛、刘文海、李克敏等表示真诚的感谢之意。
范岱年表示，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解放，对人的解放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国科大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增一代表学院欢迎与会学者，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通讯》的发展。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代表科学史所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和英文刊物《中国科学技术史》向《通讯》创刊40周年表示祝贺，回忆说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通讯》上面，他在向国外的科学史界介绍中国杂志时会首先推荐《通讯》，希望《通讯》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李伯聪回忆了《通讯》创刊以来的一些情况，表示自然辩证法在改革开放中曾经起到先锋作用，今后还将在思想解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莱特曼回顾了《爱西斯》杂志发展的百年历程，希望《通讯》像《爱西斯》一样越办越好。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了于光远先生对自然辩证法的一些思考，表示这些年越来越认识到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科技发展的热门领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该有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介入，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对于研究人工智能或者从事科技创业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刘大椿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自然辩证法走在最前面，通过自然辩证法，其他学科才逐渐向世界开放和学习。《通讯》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探讨了一代人的事业，引领了整个学科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今后的发展还有待于学科本身的不断开拓，希望《通讯》在其中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回忆了最初学习自然辩证法和接触《通讯》的经历，表示自己一直是《通讯》的爱好者，希望《通讯》把它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中央党校王克迪教授回忆了在《通讯》做兼职编辑的经历。在大学时他就读过《通讯》的创刊号，随后就一直阅读《通讯》，还担任过《通讯》的兼职编辑，《通讯》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冀燕回忆了于光远对《通讯》杂志的杰出贡献。于光远积极倡导创办《通讯》杂志，四处奔走申请经费和人员编制。创刊后对《通讯》更是特别关心，经常同李宝恒探讨杂志的问题，很多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并且还写了很多文章给《通讯》。他在《通讯》的建设和发展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相比于经济学家的称号，于光远先生更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哲学家。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回忆说他在大学时就开始读《通讯》，随后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潜在地受到了《通讯》的影响。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正是发表在《通讯》上，而且是连载。后来他还担任过《通讯》的兼职编辑，和《通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表示《通讯》是自然辩证法学界最有代表性的刊物，一直保持着学术观念上的多样性，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学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研究员表示从自然辩证法学科历史发展上的几本杂志来看，《通讯》是最有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刊物，希望《通讯》今后继续保持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原主编李醒民教授撰写文章回顾了《通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发展历程，并为庆祝《通讯》创刊40周年写了贺诗（见文末）。
9月23日上午，《通讯》第四届编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第八会议室召开，编委会副主任刘大椿主持会议，26位编委参加会议。编委会会议上，主编胡志强首先做杂志改版情况的汇报。他介绍从去年开始设想将《通讯》从双月刊变成单月刊，并为此做了一些准备。从今年1月正式改版为单月刊，已经出版了十期，在近一年的努力之后，目前的编辑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改版的主要考虑是，限于双月刊的篇幅和，《通讯》的发稿时间较长。在自然辩证法学科规模增长的时候，为缩短发表时间，《通讯》在编委会的要求下于2018年改版为单月刊。为进一步提升《通讯》在年轻学者或博士生中的吸引力，编辑部将会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最后，胡志强表示，为提升办刊质量和影响力，希望各位编委发挥影响力，一方面让更多人知道《通讯》改版的情况，提高他们投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本人以及其他学者高水平的论文推荐到《通讯》来发表。编辑部负责人介绍了近年来《通讯》的一些基本数据和2018年的工作情况。随着审稿、发稿以及编校周期缩短，《通讯》出版的时间明显提前。今年除了改版之外，编辑部还开通了公众微信号，利用新媒体促进学术传播，正在抓紧建设英文网站，加快杂志国际化的进程。《爱西斯》前主编莱特曼做题为“我从编辑《爱西斯》中学到的”的报告。莱特曼根据他从2004年至2014年编辑《爱西斯》的经验，向《通讯》提出了几个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些解决方案。问题如下：1. 《通讯》杂志的预期目标是什么？2. 编委会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组织形式？3. 什么样的版式才能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新读者，并且让现有的读者继续保持对杂志的兴趣？莱特曼介绍的《爱西斯》办刊经验给《通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帮助。海南医学院张勇刚博士根据自己在《通讯》发表文章做了过去三十五年《通讯》计量学研究的报告。
与会编委在认真听取了各项报告后，对过去一年来编辑部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特别是对杂志改版、开通公众微信号和建设英文网站等表示支持和欢迎，并就相关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诺丁汉大学曹聪教授建议在网上提前出版预印本，把出版时间再向前提，这样对学生很有好处。同时，编辑部可以统计学生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学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文章的数量，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鼓励学生踊跃投稿。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表示《通讯》有三大功能：引领学科发展、扶持学者成长和引领社会方向，在前两个方面《通讯》一直发挥着很好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通讯》在引领社会方向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目前新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也要善于运用新的传播手段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他还表示办好《通讯》是学术界共同的任务，编委们应该在组织专题和审阅稿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指出在目前国内期刊评价的大形势下，《通讯》不仅要考虑学术性和思想性，同时也要兼顾引用率、期刊排名等问题，最好能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还建议组织专题的目标应该更明确，题目要新颖、集中、有吸引力，可以带来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山西大学高策教授建议，《通讯》要考虑如何提升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抓住社会热点，例如对科学前沿、科学决策、大科学装置等的讨论，吸引在相关领域工作的科学家给杂志投稿。中央党校王克迪教授建议《通讯》增加文章的插图数量，进一步改良杂志的装帧，给读者更好地阅读体验。厦门大学朱菁教授指出，学术期刊发展的方向是日趋专门化，《通讯》可以考虑利用自己多学科的优势，来扩大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科学技术哲学栏目的文章因为使用英文文献较多，喜欢模仿英文论文写作，导致它们在哲学学科外的影响力下降。可以考虑在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上做更多的斟酌和提炼，让它们更为突出具有吸引力，并且容易被检索。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些综述性的文章，特邀作者为某些领域或话题撰写综述。复旦大学刘闯教授表示非常认同朱菁的建议，指出目前科学哲学领域有很多文章是用翻译体写成，完全不是好的中文，读起来非常费劲。他建议如果是跟踪国际热点的专业文章，可以鼓励作者用英文写作。只有坚持文章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用好的中文来写文章，杂志的学术性和可读性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建议编辑部对文章的查重做一些人性化的考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张柏春研究员建议《通讯》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定位，突出多学科的特色，从而在与专业期刊的竞争中保持有利的地位。要关注热点和前沿的问题，吸引高质量的、有影响力的稿件，组织专题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还可以增加一些综述或者述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晓岑教授建议《通讯》可以向知名学者约稿，从而提升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建议《通讯》要多关注学术前沿的问题，组织专题要考虑能引起学术争论和思想碰撞，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研究的深入，还可以提高杂志的关注度。
本次编委会会议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列席，他们也对《通讯》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良好祝愿。陕西省委党校梁军教授建议《通讯》发挥自身跨学科的特点，加强与中青年学者的联系，进一步扩大杂志影响力。清华大学刘立教授建议《通讯》可以选一些优秀论文翻译成英文发表，从而提升杂志的国际影响力。
刘大椿做总结致词，他表示此次会议准备很充分，对杂志近年的发展和外刊的办刊经验都做了介绍。编委的发言 言简意赅，很有意义和启发。大家对当下学界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不仅帮助《通讯》提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而且对学界未来的发展也很有意义。《通讯》历史悠久，过去在学界影响很大，是学界共同的期刊，今后仍需各方支持，特别是编委的支持，把杂志继续办好，延续以往的辉煌。此次编委会会议是纪念“科学的春天”的开始，祝愿我们学界和《通讯》能走进第二个春天。（柯遵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