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恩格斯（1820-1895）诞辰200周年，也是《自然辩证法》发表95周年。《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1873年至1886年间陆续写作的一部未完成的哲学著作，1925年由苏联第一次以德、俄文对照本的形式正式出版。尽管已经流转百年，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光芒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失而黯淡。2020年10月17、24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与《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化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应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探索建立《自然辩证法》

与现代科技的内在关联

本次论坛的主旨是：探索建立《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技的内在关联。胡志强开宗明义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下来理解人对自然的认识。这一理论洞见也为以于光远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继承。中国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一直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当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革命性变革，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和哲学大解放。董春雨着重论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结合问题，即“两科”的联盟，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包括《反杜林论》的哲学意义和人文高度。他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两科联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冯鹏志指出自然辩证法尤其是其所指向和塑造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始终在场的重要哲学滋养，而且也必将为21世纪中国更深入地把握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科技创新的国家方略和科技发展的文明深度提供时代性出场的哲学思维引导。梁军重点关注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范式所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纪念恩格斯的一种路径是深入拓展“自然辩证法”理论范式的时代价值。他指出，从其本质、内在逻辑和规律来看，信息技术尤其是数据技术给我们开辟了新的想象空间，使得科学与人文具有重新走向统一的可能性。这正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返古开新之处。

这次论坛主要邀请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也有若干科学技术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给论坛带来了新的视角。梅剑华对比了唯物主义与物理主义之间的关系，分别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分析了二者的联系，并对物理主义的定义和分类做了更加详细的阐释。陈敬坤认为当代泛心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不仅与唯物论和物理主义相容，同时也为意识和经验提供合理解释。陶锋就自然辩证法的延伸——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的规律、自然辩证法的挑战——作为主体的人工智能的法则，以及从人工智能美学来看人工智能与辩证法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二、重新梳理《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前提

与会专家学者将《自然辩证法》置于恩格斯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研究，重新梳理了《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前提。郝立新阐述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阐释了恩格斯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的重要性。陈新夏进一步肯定了恩格斯的独创性工作。贺来提出，恩格斯哲学生涯和哲学探求中所展现的不断自我超越和自我批判精神，实现了哲学工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重大转换，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重大成果的高度关注和深入反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传统。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与会专家学者广泛涉及的问题。他们批判了“马恩断裂论”、“马恩对立说”等错误观点。韩立新不认同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但是认为广松涉的研究方法及文献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启发。文兵认为莱文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存在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他高度认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时提出必须把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观点，认为这一表述中的协调正是表明了自然观与历史观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统一的事实，而这一统一就是既辩证又唯物的新的世界观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贡献。吴晓明强调了恩格斯无可争议的唯物史观创始人及卓越的阐述者和推进者的地位，进而辨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性质，针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不可分割、彼此制约的关系，突出了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陈立新指出我们应该把恩格斯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来公正地评价，要克服用所谓的真实历史细节阉割和掩盖历史的历史观。

青年恩格斯思想及恩格斯和《资本论》的关系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刘怀玉分析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之外、甚至在马克思之前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发现的；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辟了众多的现代社会科学新学科新领域新视野，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白刚指出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马克思开启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的“新世界”，《大纲》就是《资本论》的经济学“底本”。吴照玉也考察了恩格斯的《大纲》。唐正东重新解读了恩格斯《神圣家族》所作的章节的哲学意义，对恩格斯敏锐的批判者和发现者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强调，并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聂锦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资本仍然是塑造世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无产阶级就不会消失，但革命之路依然艰难而漫长。在此意义上，恩格斯的资本批判依然是不可超越的！

与会专家学者还抱着与时俱进态度对恩格斯著述和文本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沈湘平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同时具有贯穿性、全局性、不可避免性，并且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层面上提出了世界从何而来、人能否把握世界、人如何改变世界以及人如何评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四大问题。张文喜认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深刻描述了现代人类的困境，并且指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从根基上即历史存在论的方面加以考察。黄志军指出，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从恩格斯到伯恩斯坦，再到卢卡奇，辩证法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指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深刻的变化根源于当时社会实践状况的更迭，反映在时代的思想表征中，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话语的流转与变更。

三、深化阐释《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内涵

本次论坛在深化阐释《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内涵上取得了一定成果。王南湜强调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他强调了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理解《自然辩证法》深刻的内涵，系统地阐释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胡大平强调了恩格斯的科学家身份，着重思考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独特意义。汪信砚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主要表现为其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所阐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即以实践观点为基石、以自然辩证法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它对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作了深刻阐发。张曙光阐述了他关于承认自然界优先地位及自然性的观点。他突出强调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应当有自知之明，从根本上顺应自然。杨学功指出，在理论分工的意义上，恩格斯开拓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自然观研究的新领域，这是马克思没有从事或较少从事的“几个专门的领域”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独特贡献。而《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意义则集中体现为恩格斯所阐述的哲学自然观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互补的。孔明安指出，辩证法是对立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对立。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创伤裂痕”关系的观点进一步佐证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论点，即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只能保持某种脆弱的“平衡”。

从多种多样视角来探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这次论坛的鲜明特色。鲁克俭从哲学史视角来研究，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社会）和自然领域的思想是大同小异的。马天俊从科学史视角来研究，指出《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以及混杂其间的概念批评——近乎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辩证法，属于某种自然哲学思考。这对实际的自然科学与其说有“指导”作用，不如说有“参考”价值。徐长福从逻辑学视角来研究，分析了经验命题与范畴命题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命题中的不同构成作用，揭示了辩证法规律所具有的不为经验事实所证伪的绝对性，以及这种性质与其唯物主义基础的内在矛盾。荣伟杰也从逻辑学视角来探讨。张秀琴进行了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以早期《自然辩证法》传入中国的译本为主题，分享了近代学者杜畏之《自然辩证法》中译本的相关情况。杨洪源进行了思想史研究，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出发，强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必须注重思想前提，即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对辩证法的批判必须具有普遍性的视角，也不能矮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对象，而应该认真对待诸如杜林等人的思想及作品；要想解读恩格斯的思想，则必须先读懂恩格斯批判对象的著作，从思想中感受思想的超越。

在总结中，李斌从科学和人文融合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对新科技革命的理解。科学的跨越发展，需要哲学的启发和激励。哲学与科学的相互促进，有助于创造开放活跃的思想环境，推进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的产生。程广云阐释了时至今日仍然对科学与人文结合具有指导意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推动对新科技革命的理解，而且对自然科学的跨越发展也有相当程度上的启发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