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国内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讨论日趋深入，江怡教授从自我意识角度探讨人工智能，一方面，从概念上需要厘清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理解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在语言转向之后，要充分认识到语义上行策略的失败，需要语义下行来理解人工智能与自我意识的区别。基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考虑，苏宇教授主张将规则、法律直接在算法上予以实现，从而保证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出现不至于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刘培和池忠军教授对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存在的伦理歧视进行了探讨，并从技术、哲学与法治三个径路讨论了规避算法歧视的可能性。而张正清的文章则从人类心理和伦理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外观设计的问题，分析了机器人外观设计上的“恐怖谷”困境以及人类对道德图像认知时产生自我谬误的心理机制，并对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拟人化外观提出设计原则。本专题的四篇文章分别从自我意识、算法安全、算法歧视和外观设计四个方向探索了人工智能的前景。
近年来，科学实践哲学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为整合国内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力量，2018年11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全国科学实践哲学学术会议。本专栏从中选取了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
吴彤教授的“实践与诠释”试图从科学实践哲学角度重构实践与诠释的关系。依托于劳斯的奠基性工作，论文分别以库恩和海德格尔为例比较了实践诠释学与理论诠释学。然后，作者依据实践诠释学对科学定律进行重新诠释，指出科学定律不是无条件有效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三条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
通常，科学实践哲学致力于重构当前的知识观念与科学观念，对科学史与思想史关注度不足，贾向桐教授的“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作者认为，近代实践观念的变迁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希腊，理论、实践与创制被严格区分开来。到了近代，“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自然－技艺”的二分法趋于模糊，这为实验科学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为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黄侃副教授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实践进路”为科学实践哲学补充了认知科学的视野。作者指出，与早期计算主义不同，4E认知将认知与身体、行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显示出实践性、情境性、具身性与延展性等特点。这样的认知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有着较强的亲和性，它们均强调实践之于知识的基础地位。这种亲和性从源头上说来自现象学，因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这两个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未来，期待认知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能够产生更具创造性的良性互动。
自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建立的自然世界图景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深入理解新科学诞生之初奠立的自然观念，对思考当下日益尖锐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有着积极意义。随着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推进，新自然观得以形成之思想条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地揭示。
本栏目三篇论文将围绕近代自然观念诞生所涉及的哲学、神学和技术三个重要维度展开，试图展示近代科学凭借人工控制与技艺实践，逐步重新界定自身经验之特征，并展示其背后多重思想资源之间的冲撞与融合。过分强调思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传统，在受到启示神学背景下微粒炼金术的冲击后，开始发生裂变。在基督教寓意解经的传统下，自然之书被类比于上帝之书，中世纪对自然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这种象征主义的诠释，从而无法形成强调人工干预、直接剖析自然物本身的近代科学态度。近代早期全新的经验概念和实验传统正是上述思想元素激烈碰撞的成果，帕拉塞尔苏斯和波义耳便是这一思想变革的早期代表。
2018年11月底公布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引发了轩然大波，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大众舆论都几乎一边倒地提出谴责，并激烈讨论此实验所涉及的技术细节和后果以及基因编辑活动的伦理规范和制度约束。本刊特针对该热点事件邀请国内数位专家学者撰文，以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反思。陈晓平教授倡议在生命伦理中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并主张将这些伦理原则奠定在自然宗教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高良博士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各方批评焦点、贺建奎的辩解及其伦理逻辑，在批驳贺建奎辩解的同时也反思既有伦理原则的缺陷与改进的可能；陆俏颖博士剖析了舆论在讨论贺建奎实验时所表现出的基因本质主义思维倾向，以期缓解大众由于这种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可能风险的过度恐慌。三篇论文分别从形而上学、伦理逻辑和认知偏向的不同角度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