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因果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如火如荼，更是对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闯教授在 2018 年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成立大会上曾这样说：“欲要理解智能，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因果性”；而加州理工的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区柯克也那样说过：“我们正身处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那些研究因果本质的哲学家。在过去十年左右，我们目睹了奔涌而来的哲学努力以试图敲开包裹着这个问题的重重硬壳，且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这些用词是令人振奋的，前景让人乐观。但是横亘在现实研究中的那些困难和问题却仍然有待于这个行当的从业者“汗滴禾下土”的努力和辛劳。其中筋骨交错的难点有：过决定问题、传递性问题、因果的形式定义和因果发现问题等。本期专题组织的三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对这些难点的解读或者回应，吴小安和裘江杰的文章主要讨论了基于因果模型的因果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传递性问题；杨仁杰则从当今机器学习的因果发现算法中获得灵感来回应传统的归纳怀疑论。我们期待这个专题能让读者了解到因果问题的相关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学人在这个方面的探索和推进。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近年来，基因编辑发展突飞猛进，推动人类自然演进与人工选择博弈的关键阶段加速到来。 基因编辑应该受到怎样的伦理规制，才能确保其提供给人类发展更值得憧憬的可能，而不是不 可预知的灾难。本期专题选刊三篇不同角度的文章进行探讨与反思。

李新苗、刘鸿宇、王珏运用知识图谱方法梳理了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认 为人类基因编辑伦理与非人类基因编辑伦理研究应当并重，强化科研道德与伦理审查。唐魁玉、 张旭从实践理性批判视角对基因编辑的伦理困境进行反思，提出充分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是基因编辑长远发展的技术和伦理双重保障。阮凯主张在交往理 性与商谈伦理的基础上探讨开放性基因伦理建构的合理性，强调基因技术离不开普遍性、规范 性的伦理约束，集体的、主体间性的和全人类的责任须放在首位。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向度 对基因编辑进行伦理审思，并对基因编辑的合理运用与发展提出伦理构想。

“法律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法律”是两个极为相似的概念，经常被混用，也很容易被混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交叉问题研究，但事实上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法律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中的应用，属于人工智能的子领域和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后者是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出的相关法律问题，如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操控甚至法律主体资格等等，本质上属于法学的分支。本专题共三篇文章，前两篇属于法律人工智能范畴，第三篇属于人工智能法律范畴。熊明辉在系统梳理法律人工智能学术简史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学科意义上来讲，法律人工智能发展过程经过了一个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的演进过程；黎娟和王春穗采访了当代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法律人工智能杂志》主编凯文·阿什利，用口述史的方式深度挖掘了他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之路，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在阿什利看来，法律人工智能是人类的辅助者而非取代者，回答了人们经常会问及的“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法律人”的问题；吴高臣探讨的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其结论是“从现实性出发，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尚待时日”，从法学视角回答了“法律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的问题”，恰好与阿什利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哲学史上，怀疑论问题是知识论领域的核心困难之一，而在当代知识论这一现状仍未改变。当代最流行的彻底怀疑论的核心观点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命题知识是不可能的。怀疑论问题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此问题的重要性。怀疑论挑战关乎知识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只有这一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才能让知识论的其它研究具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怀疑论问题更是具有哲学趣味的。这或许是由于该问题的困难与复杂对哲学家们造成了理智的挑战，但更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一种内生价值。通过对怀疑论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思考，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知识论研究的任务、起点与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宿敌，不如说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与理论良心。

基于上述视角，本专题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严肃思考怀疑论挑战并且发现怀疑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正面价值？如何借助哲学治疗的方法消解怀疑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将促使我们对当代怀疑论获得更深入的把握。本专题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德性知识论、枢纽知识论与知识论析取主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进路分析怀疑论问题并开辟了新的问题域。

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现的途径。闫坤如的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前提，强调需通过“合乎伦理设计”将人类规范和道德嵌入人工智能，并分析了“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基础。杜严勇的文章从管理、关系和技术三个层面讨论了建构友好人工智能的问题。希望以上四篇文章的探讨，能够推进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知识是流动的，虽然“冲击-反应”解释模型并不尽如人意，但不能否认外来现代医学知识的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医学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的重大推动作用。
知识转型与观念变革往往相互促进。知识转型带来了观念的变革，观念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知识转型。正如李彦昌对“废医存药”的考察中所展现的，来华医学传教士等人以现代医学知识为参照而对传统中医理论与药物辩证地批判，是“废医存药”思想的知识源头。此外，还展现了现代医学知识在华传布的深度与广度和“废医存药”视域转换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废医存药”对传统医学话语体系和“废止中医案”“中药科学化”等运动的深远影响，彰显了“观念的力量”。
观念变革需要“除旧”。“除旧”不仅是为尽快荡涤旧习，更是为布新开辟道路。“除旧”需要首先辨别何者为“旧”，其次需要寻找“除旧”的有效手段。杜敦科关于民国期刊与民众防疫心态批判的考察，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作者在细致分析近代民众在接受现代防疫知识中呈现的心理与观念障碍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各类期刊在防疫心态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观念变革需要“布新”。“布新”同样需要知识推动与物质的承载。外来的“血压”与“血压病”知识，通过报刊宣传与诊所实践以及借助“血压计”这一有形的物质承载，得以在近代中国逐渐传布，并逐渐为民众所理解与接收。恰如张蓓蓓所描述的，“血压”“血压计”等知识对近代中国的医学观念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之前，只有少数学者使用“生态文明”一词。卢风和曹小竹追溯了论述生态文明的早期文献，认为迄今为止最早出现“生态文明”一词的文献是1978年发表在英文期刊《宇宙》上的伊林·费切尔的文章：“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并认为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将被证明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创新之一。田甲乐介绍了起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国家的新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民主化，并认为知识生产民主化有利于产出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责任意识，有利于促使知识生产者从知识走向行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衡孝庆认为生态融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生态融合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总之，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求我们谋求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还要求我们谋求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和谐。

2017年5月4日至7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重置现代性！”系列工作坊，随后来到北京举办了三场讲座，所到之处掀起了一阵拉图尔热。在拉图尔来访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特聘的卡尔·米切姆教授就在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米切姆教授。回顾拉图尔的工作，贯穿始终的是行动者网络。当拉图尔意识到他的工作有可能妨碍公众对全球变暖的接受时，转而支持科学家，并提出用“盖娅”这一全球生态网络来取代对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李曈对“盖娅”、“人类纪”的相关概念做了详尽的解释，指出拉图尔通过一个个案例剖析，发现西方社会的病因是现代性。张亢则针对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做了深入的综述，她认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导了拉图尔的人类学研究，以政治生态学替代现代性正是拉图尔近期工作的重点。最后一篇文章来自法国技术哲学家丹尼尔·塞雷苏埃尔（Daniel Cérézuelle），他从理论层面对拉图尔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四位作者从不同视角对相关理论的回顾和评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拉图尔的最新思想动态及其局限性。

人类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很多新的课题。西方线性史观认为人类生产力是单线发展的，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永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人类必将否定之否定地回到某些简单再生产。如今，回归自然、回归心手相应的经验生活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工艺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其对经验生活的强调，是符合人类身心需要的，必将在未来社会发扬光大。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振兴传统工艺已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中华优秀工艺文化的传承受到高度重视。本刊特以专题刊登传统工艺方面一组文章，为此目标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