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计划调节是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生产。这些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要努力地把微观经济搞活。另一个方面,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是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盲目地发展商品生产,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存,而不是单一的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形成一定的经济结构,这是客观现实。形成一定的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市场调节,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靠计划调节。两种类型的调节,各有利弊。我们现在通行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过去那种以中央集权为主的单一计划调节转变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存,消除单一计划调节产生的一些弊病,吸收市场调节所具有的一些优点。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计划调节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更多还原

标志性新技术在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技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层次上的一群新技术的涌现。历次技术革命又都选择一种主导技术作为其标志。蒸汽机、电机和电子计算机在三次技术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象古代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那样被历史所选定。但是这些标志性的新技术在技术革命甚至产业革命中是否一定居于主导地位,并在质和量两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呢?我们经过对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过程的考察,认为并非如此。它们在量上的决定性作用基本

长期以来,数学在大多数西方学者心目中是最客观、最少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一门科学,因此,尽管传统的通史与传记中已积累了大量的工作,但对于数学发展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自觉探讨,却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追溯起来,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受到的一个强烈刺激,是来自对数学思想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苏联学者B.黑森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科学思想之社会经济根源的著名阐释,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持久的争论。之后便出现了D.J.斯特洛伊克、李约瑟等人的经典性著述。“数学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组织形式对数学概念、方法的起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学作为某一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所起 更多还原

一部科学史,不但是科学发现的历史,而且又是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历史。我们不应单纯地把科学史看作一部“科学发现史”。科学,从本质上来看是社会性的。科学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性的,科学知识的本质也是社会性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科学研究活动只能以个别的形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以个体的形式,在现代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任何科学发现在其首次“问世”的时候,也必然是“个人”(或“小团体)所掌握的知识。要使个人的科学发现、个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变成被社会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使科学知识在形式上也成为社会性的,其间往

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把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这三顶桂冠戴在这么一位现代人头上怕是有点不合适吧。大物理学家、大数学家无一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象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海森伯等更是具有广博的哲学素养,可是说他们是哲学家恐怕就有些牵强。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冯·诺意曼等人,都对物理学作过本质上的贡献,可是却没有什么人把他们称为物理学家,他们也没有得过任何物理学方面的奖赏。但是,外尔的确配得上这三个称号。外尔是位大数学家在数学界大概没有异议。不仅如此,他恐怕是继彭加勒、希尔伯特之后,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阿提雅(M.F.Atiyah,1929—)前不久谈到,他最崇敬的数学家就是赫尔曼·外尔,他对数学许多方面的深入研究都来源于外尔的工作。布尔巴基学派的两位创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