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域外地理； 边疆地理；

本文从化学思想史角度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背景、过程以及方法论特征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之门捷列夫研究的分析与理解。
作者二：邹勇  贵州黔东南民族师专化学系

上海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最早的用中文所写的近代地学文献《地理全志》和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与《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以及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均在上海出版。３０年代，上海地理学曾一度出现繁荣发展的形势，中华地学会和《地学季刊》积极开展学术活动。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１年，大夏大学和暨南大学先后设立史地系。抗战后，还先后出现了建国地学社、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以及《地理之友》等学术组织和刊物。１９４９年前，上海还出版了大量地学书籍和地图，为地理学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系统地，总结了上海１９４９年前１００余年的地理学发展概况。

本文主要通过对伟烈亚力的研究，探讨１９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试图对西方科学传入与时代之关系，从多方面加以阐述。首先简要叙述了他的生平，与中国学者的交往，着重分析他在墨海书馆从事的科学译书活动，并首次披露了新发现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个中译本。在查阅伟烈亚力的中西文著作，以及英国所藏书信、手稿的基础上，对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欧洲学术界产生的反响进行了论述。伟烈亚力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关系，本文也进行了探讨。最后论述了他的宗教观，即科学和宗教之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它是当今世界上确确实实发生着的一场新技术革命。此次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操纵、控制自然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有可能在更大、更深的范围内发展物质生产，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它对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会管理模式、生活样式发生巨大影响。对这个影响舆论似乎有一致的看法，人们欢呼一个更加合理、富裕、舒适、便利和丰富多彩的时代即将到来。这肯定是不错的。不过在众口一致的欢呼声中我们似乎听到“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孩子发出的惊叫：这儿哪里有人，分明是一台台貌似人的机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否必定伴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否就是人类事物的合理性？这应当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理论工作者关注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