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传承与发展 ——祝贺范岱年和邱仁宗先生荣获首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终身成就奖

  • 张梦
  • 创建于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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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1日,冬日午后的人民大学明德楼里阳光明媚,温暖如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举办了2019年第4期“北京科学哲学论坛”暨第97期“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人文论坛”,论坛的主题为“科学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其中的一个核心议程是祝贺范岱年先生和邱仁宗先生荣获首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终身成就奖。来自北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刘晓力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她特别向作为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开创者、传播者和践行者的范岱年和邱仁宗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随后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吴彤教授致辞并代表颁奖委员会重读颁奖辞,王巍教授代表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致辞并回顾了两位先生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居功至伟的学术贡献。待刘晓力等向两位获奖者献花和全体参会者合影后,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进入学术研讨阶段。范岱年、邱仁宗先生分别做了题为“科学哲学回到唯物主义——从张华夏和邦格谈起”和“温故而知新——科学哲学面临范式转换”的特邀报告。
范岱年先生首先提及北京科学哲学论坛是1992年由邱仁宗先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办,之后范先生开始回顾科学哲学在中国20世纪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随后对张华夏与邦格这两位中外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对待科学实在论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以说明唯物主义科学哲学立场的丰富性。范先生将石里克的学生洪谦于1937年回国的时间点视为中国引入西方科学哲学的开端,而洪谦先生1945年出版的《维也纳学派》一书为早期学院内传播科学哲学的重要读物。在同一时期的科学界,于光远等学者把来自苏联传统的自然辩证法引入国内,范先生读大学时西南联大、浙大、中大一批进步青年学者组成的学术组织的“科学时代社”也学习传播自然辩证法的中心之一,使得源自这两大传统的科学哲学逐渐在中国得以并行展开,解放之后逻辑经验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不允许教授,1956年制定 “自然辩证法十二年发展规划”,自然辩证法占据了主流地位,也由此渐渐忽视了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资源。尽管如此,洪谦先生仍然在北大编选了一部《西方哲学原著选集》。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哲学界重新开始重视维也纳学派,1980年召开的首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就以波普尔作为讨论的主题,来年的第二届会议则专门对库恩的思想展开了深入讨论。几乎同一时间,邱仁宗等学者在1982年翻译出版《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著作对逻辑经验主义做了系统介绍。此外,还有科学哲学前辈武汉大学的江天骥教授所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和邱仁宗所著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都影响深远。
范先生还强调,除了国内学者对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行梳理外,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家的著作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20世纪90年代,科学哲学开始兴盛发展。邱仁宗、张华夏等学者编译了大量重要作品。在进入21世纪后的工作,范先生还着重提到了山西大学组织出版的十六卷本的《爱斯维尔科学哲学手册》。 以爱斯维尔手册中的一般科学哲学卷为例,范先生对该书中关于科学哲学历史部分的章节做出了评价。他首先对该部分的历史分期做出了梳理,认为该书较好的讲述了维也纳学派从欧洲向英美的扩散,尤其以瓦托夫斯基与罗伯特.科恩(Robert S. Cohen)在波士顿的传播尤为引人瞩目。但范先生指出,该书忽略了瓦托夫斯基与科恩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以及他们同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据范先生回忆,科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对科学哲学的传播。此外,范先生认为该书的历史部分也没有突出结构主义对逻辑经验论和历史主义的取代。同时对于重要的科学史学者齐塞尔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基于这一问题,范先生认为张华夏教授的著作《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是对该问题的非常好的发展。书中,张华夏教授对结构实在论与实体实在论都进行了辩护,并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一章中,对结构主义模型论的兴起进行了重点考察,包括范弗拉森、苏佩斯与刘闯等重要学者的工作。范先生对张华夏教授这本著作的前沿性与重要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范先生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里奥.邦格的工作进行了回顾。这位如今高龄百岁的学者仍笔耕不辍,两年前出版了专著《在哲学的旗帜下做科学》(Doing Science- In the Light of Philosophy)。范先生还回忆了自己在加拿大访学时期与邦格结识的友谊,并认为邦格这本著作收录了半个世纪之久曾发表的60多篇论文,是对其学术生涯的一个完满总结。在范先生眼中的邦格是唯物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其一生的学术工作包含了与历史上诸多哲学家的批评与交锋。这其中既有康德、黑格尔、贝克莱、休谟等哲学史上的重要学者,也有维也纳学派及其后续发展的主要成员,更包含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文气质更强的哲学家。
报告中范岱年先生还不乏幽默的调侃了邦格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他随后就邦格与张华夏这两位学者的唯物主义立场进行了一个比较。他指出张华夏教授的立场更具有包容性,允许知识与方法论上持有多元主义。当然,两位学者在科学哲学中上的立场都是系统论的唯物论,并赞同世界都是物质的,以及生命现象是从物质中产生等相应观点。范先生尤其指出康德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实际上在科学发展的眼光下可以被消解。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基于对大脑的研究去探索人类心灵,当年洛克意义上的第二性质也可以从第一性质中得到解释。此外,范先生强调了邦格对于实验检验的高度重视,这反映在邦格对弦理论和多世界理论等难以检验的理论假说的拒斥上。最后范先生对人工生命与现代科学对合成、涌现的重视进行了展望,认为这已经不同于以前科学对分析、还原的重视。此外,他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等新兴研究仍然需要对自我意识与生命现象等问题予以充分关注。
第二场由邱仁宗先生做主题报告,题目为“温故而知新,科学哲学面临范式转换”。邱仁宗先生也同样回顾了自己学生生涯的经历,包括早年从协和医院调任到社科院任职的这段艰难转向科学哲学研究的时光。他说自己与范岱年先生相识近四十年,在学术与政治上都有着诸多共同观点。邱仁宗早年选择了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回忆起这一影响他学术生涯的选择,他提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先生的影响。正是当时一次与乔治城大学的交流中,邱仁宗收获了由对方赠送的生命伦理学的百科全书并进入了相应领域的研究。此后不久邱仁宗就发表了相关文章并得到了社科院哲学所的支持。回头看来,邱先生认为,正是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得他在以哲学史研究为主流的那个年代选择了一条另类的特殊科学哲学的研究道路。邱先生认为自己最终被评上国际哲学院院士证明了这一过往选择的正确性。当然,邱先生更多感慨的是一系列因缘巧合与运气的眷顾。随后,他回顾了自己当年与波普尔及库恩的面对面交流,并说幸运地是中国唯一见过波普尔和库恩并有近距离交流的学者。在邱仁宗先生来看,正是当年自己对国际化和英语交流能力的重视,使得自己成为了当时希望倾听中国声音的西方科学哲学界所认可的国际学者。
接下来,邱仁宗就其主题展开论述。他使用“温故而知新”这一主题是为了强调对现代新兴事物及科学发展的更多关注。科学哲学界目前可能面临着一个范式的转化,而这越发凸显了对新兴科技发展的理解需求。这要求科学哲学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需要越发接近前沿科学,否则就要面临一种风险。因为技术的发展需要哲学家介入来为人类的独特地位及价值进行探索和带来指导。但邱仁宗先生谨慎的指出,当前的科学哲学研究可能有些“过时”。他认为一些古老的话题,例如关于“一个物体既处在运动中也不在运动中”这样的讨论,不应该继续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理由在于,科学本身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有着巨大的潜力,既可以在医疗疫苗开发等领域带来巨大效应,也可能被用于合成病毒等高风险行为。目前国家对该领域的重视与投入也侧面印证了这一领域的繁荣。然而,邱仁宗先生指出,我们当前科学哲学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还十分缺乏,甚至对合成生物学是否为科学的核心问题都没有相关讨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上。这些研究领域并不符合基于经典物理学的科学定义,它们混合了科学和工程的双重特征使得它们难以界定。这一种基于“做”的研究导向,完全改变了基于“观察实验”的经典科学传统。
随后邱先生从更加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以人工智能为例,他探讨了生命与智能的相关概念。他认为科学家对于智能的定义并不能满足哲学家关于智能的定义,科学家仅仅关注行为和操作层面,而他指出人类作为生命的意向性才是智能的必要条件。这要求对“智能”进行概念分析,从而解决诸多相关争论。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对科学的定义,科学不仅只是认识真理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承载了解决问题的现实要求。此外,新兴科学的工程特征也要求我们把认识上的规范性扩展到制造的规范性层面。他以美国生物学家温特(John Craig Venter)的人工生命相关实验为例,指出了制造规范性问题上哲学家介入的必要性,因为该实验甚至牵涉了本体论问题上的争议。随后他又讨论了基于大数据的相关性对于传统科学哲学对于假说与发现相应观点的冲击。但他同时也指出,当前生物科学研究中对因果性关注的缺失需要哲学家进行补充。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邱仁宗也指出很多相应概念需要哲学家进行澄清。例如是否应该将“成瘾”视为疾病,是需要哲学家的概念分析参与而不仅仅是神经科学能完全解释的。最后他邱先生还对基因遗传中的各种伦理学问题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做了展望。
主题报告结束后,胡志强和雷瑞鹏分别代表范岱年先生和邱仁宗先生的弟子发言,吴国盛、郝刘祥、段伟文、桂起权、罗嘉昌、董春雨、刘立与李真真等多位学者也对两位先生获奖表示祝贺,同时回忆了与两位先生的交往并受益良多的感人事件。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与多彩的往昔回忆中,会议圆满结束。
(刘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