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性、能力与身体 ——“身体的重要性:具身认知的多幅面孔”国际工作坊综述

  • 郝袖臣
  • 创建于 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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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具身性(embodiment)”在认知科学哲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学者提出“具身转向”(embodied turn)的说法。以此为问题意识,8月22-24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身体的重要性:具身认知的多幅面孔”国际工作坊,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508会议室开幕。来自中、美、法、日四个国家、八所国内外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工作坊。
工作坊主要以报告形式展开。在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致开幕辞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怀尔(Jean-Michel Roy)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此次工作坊的目标进行了概括:首先,厘清基本的讨论线索,尤其是具身理论的定义与特征、具身性与嵌入性(embedded)、生成性(enactive)和延展性(extended)之间的关系等;其次,详细勾勒具身认知与认知官能运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在不同学科之间发展新的互动模式,为未来的具身性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一、具身性与能力
 
美国孟菲斯大学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教授以《锚定能力之知:行动、功能可供性与预测》为题进行了首场报告。一般认为,一个具体行动涉及两部分:一方面,无意识过程与亚人格(sub-personal)机制构成了行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有意识的加工使得行动得以区别于行为(behavior)。基于此,斯坦利(Jason Stanley)指出:与能力知识相关的行动背后,存在着一套完全普遍的自动机制。正由于此机制的完全普遍性,我们零散的行为才得以被整合为一个整全的、始终与命题态度相伴随的行动。不同于斯坦利,加拉格尔认为行动机制并非是完全普遍的,而是极其具体的(extremely specific)。加拉格尔引入了“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的概念对之加以证明。功能可供性是关系性的,其依赖于客体、环境、行动者的身体和技能等等。由于其中的任何细节都会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影响,所以身体行为的自动机制中总是涉及到预期过程(anticipatory process),自动机制因而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遍的。于此,加拉格尔重新描绘了能力之知的理论形象,证明了其不可还原性。同时,加拉格尔的理论工作也为能力之知的现象学描述和神经科学解释提供了合法性。
东吴大学方万全教授发言主题是《有意图的身体活动之为概念介入的案例:论麦克道尔的观点》。他指出:麦克道尔在近论中,试图将有意图的身体活动作为概念能力运作的案例,其结论有赖于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行动中的意图。围绕过马路案例,麦克道尔认为,一方面,在此案例中,在意图活动诸如过马路时,运动技能(moto skill)总已被预设,因此相关的运动技能不外在于行动中的意图。另一方面,麦克道对“行动中的意图(intentions in action)”中的“in”重新做了诠释。在此基础上,方万全通过将麦克道尔与塞拉斯、德雷福斯等人对勘,试图去理解和批判性地考察麦克道尔的工作。
郁振华教授发言题为《身体的认识论地位: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具身性维度》。他认为在具身性维度上,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的会聚。从知觉的具身性出发,通过对“身体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关于身体的辅助意识的核心地位、“通过寓居而认知”等思想的阐发,默会认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知识的身体根源。在关于他心的知识和身心关系问题上,波兰尼在强调心灵的身体性的同时,对心灵与其外在表现、心灵与身体做了区分,得出了心灵是其外在表现的意义,心灵是身体的意义的结论。最后,郁振华指出:葛琳(Marjorie Grene)对波兰尼身心问题上的批评是一种误读,身心的区分不等于身心的分离。
 
二、具身性与身体
 
日本立教大学盖拉德(Maxence Gaillard)博士的报告题为《实验室研究是否认真对待了具身性》。他主张:在行为与认知的神经科学实验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大脑总是得借助身体,与各类技术设备相互动,其观测结果往往会受到实验设备的制约。但我们进行具身性研究时却使用同一套概念系统,这是否能形成有效讨论?通过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的解析,盖拉德质疑了当前具身研究对上述仪器的使用。在他看来,两种工具对于“身体运动”这一变量采取了不同的约束条件,因而我们所获的概念框架也是相异的,不可等量齐观。他认为:研究具身性必须坚持“仪器/实验的多元论(instrumental/experimental pluralism)”,并根据具体的研究要求研发和使用相关技术工具。
华东师范大学郁锋博士立足当代神经科学经验研究成果,向大家作了题为《双视觉系统与视觉意识的自我中心性》的报告。布罗加德(Berit Brogaard)等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米尔纳(David Milner)与古尔德(Melvyn A. Goodale)提出的“双视觉系统”假说与视觉经验的自我中心性质不相容。双视觉系统假说主要捍卫两个观点:其一,人类视觉系统的腹侧通路(ventral stream)以非自我中心的参照系运作,帮助我们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视觉经验。而背侧通路(dorsal stream)则采纳自我中心的参照系,参与到行动的视觉控制之中;其二,两个视觉通路之间存在分工,处理行动的背侧通路在很大程度上与腹侧通路的信息处理相分离。但若坚持认为视觉经验的自我中心性及自我中心信息由背侧通路单独处理,我们很难解释视觉经验为何会受到背侧通路的影响。与上述诘难不同,郁锋通过揭示视觉系统里自我中心表征的不同种类,试图论证双视觉系统假说与视觉意识的自我中心性并非不兼容。
《技艺与乐感》是日本立教大学河野哲也(Kono Tetsuya)教授的报告主题。在二十世纪,日本哲学界的技艺研究存在着两大趋势。一边为左翼团体思想家将技艺视为技术生产的一部分;另一边则聚焦于技艺的艺术表演用途,如日本能剧(Noh theater)和剑道(Kendo)等。河野将之概括为“作为技术的技艺”和“作为身体使用的技艺”。在综合比较各家观点基础上,河野指出:尽管技术是社会集体的产物,而技艺往往与身体和个体相关,但两者仍有共通之处,即身体与工具、乐器和机器之间的连续性。技术和技艺并非仅是人类实现目标的中介,它们还在无形之中改变与扩展着主体。因此,人类—机器—工具必须被视为一种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有机体。
 
三、具身性、语言和心灵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佩兰(Denis Perrin)教授在《索引词的语言学意义将指称任务委托于索引标记的知觉特征》报告中,论证了一个温和版本的自然语言语义学的具身进路。在他看来,以往的理论语义学均默认了如下教条:就指称而言,索引词标记的知觉特征最多只扮演了认识论角色,而不具有语义学意义。但在对知觉特征进行符号学分析,尤其是引入比勒尔(Karl Bühler)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佩兰试图论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借助知觉特征的索引词标记是能够实现指称任务的。索引词标记除了能够起到确认索引词使用者的会话意图和语境(认识论功能)之外,还能够用于刻画前-词汇(pre-lexical)层面的符号关系(语义学功能),这恰为具身语义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徐竹副教授作了题为《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中的生成论和表达主义》的发言。他指出,一些哲学家试图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和生成论之间建立联系。哈托(D. Hutto)提供了一个寂静主义(quietism)的维特根斯坦解读版本。完全的寂静主义拒绝对心灵作出正面解释,这会导致寂静主义与生成论的不融贯。徐竹主张以表达主义去连结生成论和维特根斯坦思想。在此视域中,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以一种独特方式说明了心灵和行动的意向性。表达主义能在规范性层面上支持生成论,感觉活动有具身的规范性,生成论所建构的、对心灵和行动意向性的表达主义说明,能与寂静主义相融贯。
台湾东吴大学米建国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遗忘问题》。记忆通常被视为过去知识、经验或信息的仓库,但我们很容易追问:记忆存储于哪?我们如何存储记忆?另一方面,遗忘一贯被界定为失去记忆或无法回忆起过去的信息。遗忘和记忆总被对立起来,记忆被默认为重要角色,而遗忘则是有缺陷的和不受欢迎的。最近心理学和哲学研究证明,遗忘有时对我们的心理和认知健康而言是必要的,它可以在道德或认知层面被视为一种美德。若如此,遗忘将会对当代认识论的主要理论形成威胁和挑战。米建国强调,为了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认知(或道德)主体必须习得并发展“均衡记忆与遗忘的能力或品质特征”。
 
四、圆桌讨论与经验分享
 
除报告会以外,此次工作坊还采取圆桌会议、研究项目分享等其他多元活动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何静副教授与怀尔分别以《社会认知与具身认知》和《具身意向性(embodied intentionality)》为题,抛砖引玉,引发了热烈讨论。在前一场圆桌讨论中,何静强调社会互动存在着多样性,任何单一的解读模式都无法穷尽其貌。何静一方面对社会认知中的两个主流理论——理论论(theory-theory)和模拟论(simulation-theory)——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从具身性的视角切入,对交互、语境、协调等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怀尔主持的后一场圆桌讨论中,争论核心聚焦于具身认知理论与认知意向主义(cognitive intentionalism)之间的关系。怀尔关心的是:意向主义立场是否应该吸收具身认知的研究视角,如果是,何种类型的具身性才是意向主义所需要的。在梳理相关概念的基础之上,怀尔着重阐发了具身意向性这一概念,并将其置于当代研究文本中进行反思。
在研究项目分享的环节,河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地介绍了他目前负责并参与的《构建跨文化语境下的面部—身体研究》。面部表情与身体姿势既是人类表达的媒介,也是彰显个体发展历史的渠道。河野所在团队立足于全球化语境,运用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视角,揭示出不同文化中面部和身体表达的差异,以提高人们对各自文化与跨文化领域的理解。此外,河野还表示,他们试图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刻画面部与身体表达的普遍性理论,并专注于考察:多样的社会文化建制如何作用于人类肉身,进而实现突变与转换。河野将其团队的研究进路命名为“比较现象学(comparative phenomenology)”。
 
五、结    论
 
为期三天的工作坊在学者们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此次工作坊紧扣学界前沿论题,研究视野开阔,不拘于一隅,我们既见证了东西方思想的碰撞,又目睹了分析哲学、现象学和文化研究等诸多研究进路的对话。与会学者们逻辑明晰,论证有力,富有洞见的观点频出,让人们在体验到思维张力的同时,也感受到思考的愉悦以及具身哲学在当代学界里的重要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  章含舟 黄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