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新视野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暨首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张梦
  • 创建于 201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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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28日,以“中国古代科技及文明进程”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暨首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承办。来自希腊、苏里南、德国、秘鲁、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16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起源、发展和影响、丝绸之路科学与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科学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外科技发展历程、气候变化和科技文明等六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会议期间,中国古代天文气象仪器展、古代造纸印刷技术演示等活动同时举行。会议上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的新观点、新问题及现场展示得到了国内20余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提升了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知名度。此次会议对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研究的新认识和新见解,推动中国科学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秉持科学精神合理怀疑——“四大发明”最新成果
 
近年来,学界和社会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问题越来越重视,一些学者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四大发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但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困惑。
在中国造纸术的起源研究中,纸的发明问题历来是争论不休的,除年代上西汉和东汉之争外,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纸制作工艺问题,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是纸,符合造纸工艺,有学者认为不是纸,不符合造纸工艺。本次会议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晓岑教授报告了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的西汉墓葬中出土的纸质地图的残片——‘放马滩纸’是否为真纸以及年代是否为西汉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放马滩纸’残片的科学分析和考古背景分析认为,“放马滩纸”应为“浇纸法”生产麻质“西汉纸”,且经过初级加工。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回答“西汉纸出现的时代和工艺”这个问题,同时对认识中国造纸及其加工技术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指南针的发明,在过去90余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在磁性针状指南针出现之前,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司南究竟为何物?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和山西大学厚宇德教授对近90余年中国古代指南针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顾。从1924年章炳麟发表《指南针考》、1928年张荫麟发表《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开始,王振铎、刘秉正、戴念祖等一批学者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周瀚光教授则从古代堪舆学著作中发现关于指南针的记载,证明堪舆学家们最晚不晚于唐代就已经掌握了人工磁化的技术,发明并应用指南针来确定南北方向并进而确定二十四个方位,发现了地磁偏角现象并掌握了使用指南针来纠正地磁偏差的方法。这一研究印证了沈括《梦溪笔谈》中指南针知识都来源于“方家”(即堪舆学家)的说法。
关于火药的发明,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容志毅教授从道教文献当中发现了最早的黑火药爆炸配方。容志毅教授发现早在公元364年的《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经》中记载了包括硝石、丹砂、雌黄、雄黄、乳香、青木香等古代黑火药的所有组成成分的炼丹方子,而在现代实验室模拟试验中这一丹方发生剧烈的燃烧。说明在此时,道士们就已经在炼丹时制造了火药爆炸事故,并初步掌握了防止爆炸发生的措施。
 
在长期研究中深入求证
 
科技史的研究在面对争论和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解决途径,可以通过对文献考证、考古出土文物研究、传统工艺技术的调查等进行分析并找到明确证据,也有必要通过现代科技分析和模拟复原等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和长期探索。
在过去90余年围绕中国古代指南针的长期研究中,尤其对司南究竟为何物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和山西大学厚宇德教授均指出要充分认识其历史研究复杂性,必须要结合历史文献考证、考古新发现、模拟复原等的不断研究才能解答。
经过20多年的中国传统手工造纸技术的持续实地调查和以“古纸”为对象的科学分析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晓岑教授总结了中国传统造纸中有“浇纸法”和“抄纸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体系。两种造纸法均起源于中国内地,一种为东汉以后发明的蔡伦系 “抄纸法”,另一种为产生于西汉时代的“浇纸法”,现存地理分布区域不同,且造出的纸有明显不同的外形特征和纤维特征。
自50年代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就开始水运仪象台持续复原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孙小淳教授根据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和机械史上集大成的世界第一成就的苏颂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报告了《苏颂为什么要建水运仪象台》,从古代科学追求的目标、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张力方面,分析了建造水运仪象台的原因。这一长期研究有助于理解其技术原理和细节,探究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发明背后的技术传统与进路,重现中国古代技术产品,深化对现代科技的理解。
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也对物理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并有一些重要的发明和发现。由于实践活动的需要以及研究兴趣的影响,古代不同的人群对于不同的物理现象各有特殊的关注,因而从不同的方面各自做出了特有的贡献。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化凯教授报告了中国古代物理认识活动的特点,从各方面总结了中国古代物理认识活动从实践需求出发的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中国物理学没有形成知识体系及发展缓慢的原因。
通过对明清时期宝钞、官票、邮票、书页、佛经、绘画等印刷品的科学测试分析,北京印刷学院施继龙教授获得了丰富的印刷/书画材料物质组成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印刷/书画颜料的成分结构及其呈色机制、水墨/油墨填料、手抄/机制纸张填料、印刷/书画材料的“指纹”特征提取、印刷/书画材料测年断代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坚持科学的思想与方法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进行科技史研究必须秉持的,在具体研究中即要注重考据研究的传统,又要结合实地调查采访、科技分析和模拟实验等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同时要注重科学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建设,在研究中体现哲学思维能力和理论能力,为科学史的发展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以古代造纸研究为例,将传统的造纸工艺调查和对古纸的检测分析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通过对现存古纸的科学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和国内外手工造纸工艺的调查研究,可对古纸的工艺技术及特征等做出科学的分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刚教授报告了《手工造纸中地坑式纸槽的形成与发展》,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地坑式纸槽的形制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原始的地坑式纸槽是与浇纸法相适应的一种形制,但随着抄纸法的出现和发展,地坑式抄纸槽发生了演变和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报告了《考据与科学史——一些科学编史学的思考》,对考据与科学史的关系问题的编史学理论进行了探讨,梳理、总结和思考了有关科学史的更关键性的理解和方法论问题及更深入的层面分析之处的问题。指出科技史的研究一方面应重视考据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突破传统的局限,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包容的心态理解和应用更多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和其它学科等不同领域的新方法、新观念,推动中国科学史研究与国际接轨,实现新的发展。
 
以全球史的视野考察中国科学史
 
各个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存在相互的交流与影响,研究中国科学史,必须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研究,从东西方比较、交流来看问题,这有助于了解中国,也有助于了解国外和中外相互了解。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 的赫尔曼(Konrad Herrmann)教授对中国和西方(欧洲及其文化起源地埃及和巴比伦)的计量史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比较了发展进程中社会组织、计量学家的出身、计量技术领域、文化思想背景及计量本身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分析了其相互作用之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计量的变迁历程,比较其发展过程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探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东西方计量知识的碰撞与融合,证明了具有独特性的中国计量史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纪志刚教授认为在中外数学知识传播和交流的研究中需要对不同文明数学文本的审慎解读以及跨越文化空间的历史视角。通过对“物不知数”、“百鸡问题”两个数学史上的经典问题在不同文明中的表现形式,纪志刚教授认为对不同文明数学文本的审慎解读以及跨越文化空间的历史视角,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揭示沿丝绸之路数学知识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意义。
同时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艾夫斯莫斯•尼古拉迪斯(Efthymios Nikolaidis)教授探讨了东南欧的科学与宗教的系;苏里南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洛伊德•皮纳斯(Lloyd L. Pinas)博士报告了技术教化与苏里南部落社区的知识战略;秘鲁库斯科大学Milton Rojas Gamarra教授则报告了印加哲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希腊雅典大学Foteini Assimakopoulou副教授探讨了巴尔干半岛和古代中国的联系;香港大学冯锦荣教授以丁先生、利玛窦和罗明坚为中心,论述了以科因布拉耶稣会学院和罗马学院等主要耶稣会学院所呈现的“耶稣会科学”(Jesuit Science)的出现及其与16世纪晚期意大利天文、计时及测绘仪器之制作事业的相互关系;台湾刘昭民先生在历史气候变迁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五千年来的寒暖期周期性变化情形,讨论了西汉和唐朝以及南宋三个暖期期间陆上丝绸之兴盛以及其它冷期期间陆上丝绸之路衰弱之因果关系。
本次会议从筹备到最后的圆满闭幕得到了各个兄弟单位和与会者的大力支持。在大会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陈刚教授、山西大学厚宇德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董煜宇副教授分别作了分会场学术总结;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晓岑教授作了大会学术总结,肯定了本次会议报告的成果。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化凯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们在总结中代表个参会单位对会议作了总体评价,认为本届会议是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高质量的大会,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值得我们科技史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他们对参会代表的国际性和多地域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重申了本次学术会议交流讨论热烈、不回避学术热点问题、思想活跃、讲求论证的学术氛围,各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合作办会的协办系统。最后,他们再一次代表全体与会者向大会主办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所有从事科技史事业的同仁都共同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更由此把目光聚集在2017年巴西举办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希望能把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吴又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