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实践的STS研究:2015年第40届国际4S会议研究述评

  • 郭佳楠
  • 创建于 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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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年会是国际STS领域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2015年11月11-14日,第40届4S年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会议包括4S学会主席加里.唐尼(Gary Downey)、康内尔大学的布鲁斯.卢恩斯坦(Bruce Lewenstein)、日本STS学会主席大岛优子(Yuko Fujigaki)在内的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丹麦、日本、韩国、中国、南非等1400余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走向实践的STS研究”,所有提交的论文或摘要均要求体现出与STS研究的相关性,本次大会旨在鼓励来自科技史、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STS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同时也强调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共享与交流。会议吸引了更多来自交叉学科领域的学者以及不同专业的人士,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医生、企业家、政府公务人员等等。近年来,STS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从文本进路转向实践进路,研究不再囿于传统学院式的哲学反思,而是转向对政策和跨学科的探索。从理论到实践,本次会议关注的论题域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基本理论和研究进路的多元化趋势
 
        从最近几届4S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数量趋势来看,关于STS的理论探讨已经不是4S会议的重点,但关于STS理论与交叉学科的探讨成为了会议关注的焦点。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卡尔.罗茨(Carl Rozi)教授提出一个跨学科的哲学基础,罗茨认为,STS的哲学基础应该是不同学科的融合与综合,要将STS的研究视角转移到包含技术和人工物的实践活动,自然客观条件在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状态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完全依赖“外部”现实并不是知识建构过程的必要条件。在STS的研究中,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不仅能够在广义上探求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成果,而且能够对范式在社会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阐释。按照罗茨的观点,无论是关于自然现实的知识还是社会现实的知识,STS学者、社会学家、科学家都应该关注知识创新的外在方式,科学标准与科学知识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被解释为多样性的知识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现实主义与相对主义研究是近几年来STS理论探讨新趋势,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Fraser Valley)的特尔.米勒(Chantelle Marlor)教授提出,“为什么关于相同研究课题的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存在‘似是而非’的状态?”米勒的回答是“做知识”(Doing Knowledge),将知识生产看作在混杂的、动态的、多元经验世界中的积极而理性过程,行动者在特定方法和概念的语境下,将“特定时间、地点、背景”引入到这种知识建构过程。紧接着,米勒用现实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法分析了聚焦在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与社会建构的特殊关系,在长期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文化的作用是减少或扩展知识差异,通过影响行动者对“这些差异”的反思,导致人类社会知识理解的多样性。米勒指出,科学家的文化背景对他的知识分类方法、文化模式、道德立场,甚至滤器等实验器材和同行的选择都会有所影响。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还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的杰瑞.道佩尔特(Jerry Doppelt)教授,他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现实考量”一文中,认为科学社会学强调利益和需求在塑造科学知识与其可接受性方面的作用,然而这种哲学本体论认识往往忽视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的评价标准,知识生产的社会考量应该与以真理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考量相一致。
 
        后现象学研究是近几年来STS理论探讨的热点,技术的“后现象学研究”正处于技术的经验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叉点。哈佛大学的玛丽-克里斯汀.尼齐(Marie-Christine Nizzi)教授认为,技术的“后现象学研究”核心是对人类和技术之间关系的结构与影响的深入研究,他提出STS学者应该更多地从后现象学角度出发,对技术、文化、身份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重新解读。在“电影与身体:科幻小说中的‘自我’变化”的报告中,尼齐认为,在长期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身体是人类用来定义自身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中,对特定身体是怎样接受并整合现实个人身份到他们身体和心灵深层次的统一体作出解释。当今的科学技术——克隆、干细胞、合成技术——使该问题在媒介领域产生一种完全的关于后现代性的解释来。身体仅仅是自我的容器,还是将其理解为包括思想、情感、个性在内的人类生理性格的直接产物?科幻小说或思想实验为人类有关身份本质的信仰提供信息数据,因此,哲学家也创造出多样性的科幻小说的文本,例如身体复制、心灵运输机、身体交流机等。尼齐指出,科幻电影对身心二元问题的讨论积累了丰富生动和预设的理论经验,并且在大量有关民俗信仰的实验基础上对身体与自我二者关系进行分析。
 
        来自荷兰特温特大学的奇亚诺• 艾登(Ciano Aydin)教授在题为“从相机暗箱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关于脑成像技术怎样建构‘自由意志’的讨论”的文章中指出,脑成像技术——正电子成像术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不仅越来越多地用于诊断疾病和病变,而且也广泛应用于有关心理状态和性状的脑激活。艾登指出,关于自由意志讨论受被何种大脑扫描仪显示的严重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旧技术(相机暗箱)或新技术(脑成像技术),直接导致自我的介导与自由的自我等概念的提出。通过借鉴“技术中介论”,艾登总结到,对这些概念的厘清需要重建一个可替代性的人类学,新的人类学将对脑成像技术显示的图像进行不同解释,这也将重新定义“自由意志”:大脑扫描仪不显示被认为自我轨迹的大脑,这可能使自由意志成为不可能,但是促进自我以及自由进步的形成。
 
        另外,关于后现象学讨论的还有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安尼特• 福什(Anette Forss)的“作为教育学的技术哲学和后现象学:来自急救护理教育的经验”;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斯坦利• 克朗科(Stanley Kranc)的“重绘技术背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罗伯特• 罗森伯格RobertRosenberger)的“垃圾桶的哲学:公共场所的技术”等。
 
        来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Economics)的安德烈• 科扎诺夫(Andrey Kozhanov)教授指出,近年来STS研究之所以长期处于社会科学发展边缘,原因在于缺少对过去40 年的STS理论研究进行反思,特别是研究框架和方法论的繁杂导致SSK理论的古典时期(1975-1985)出现许多关于STS核心概念与分析工具“理解上”的偏差。科扎诺夫指出,SSK理论体系本身的“一套核心的抽象概念”和保持相关的“研究(域)策略”或“解释模型”对STS理论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为STS研究从语言到理论提供一种共时性水平的研究策略,避免核心概念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之间混淆。
 
        北京大学的朱晓明分析了科学家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科学家自身的评价。基于以往大众媒体的传播途径“信息传递者→信息→传播途径→信息接受者”,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将科学家角色内嵌于现代科学传播过程中的模式:科学信息源→科学信息→科学信息传递者→科学信息→传播渠道→科学信息接收者,这种科学信息传播模式的产生介于科学与公众之间。他的研究旨趣朝向科学信息内容和传播途径,指出科学家个体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肩负不同的责任,并为科技传播学的研究与批评科技政策的科学家提供一种可能的对话机制。
 
        其他涉及到STS基本理论研究的还有后现象学研究和新的动物伦理学、实验室研究中的学习与教学问题、数字化STS的应用问题、技术国家主义、技术社会风险评估等问题。
 
2. 政策转向的STS——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关系的研究
 
        政策转向的STS是近年来STS研究中的新趋势,走向实践的STS一方面要关注“科技政策:政策议题发展与实践”,另一方面则指向科学技术的政治学研究,例如,“专业知识与民主:科技政策中的价值与地位”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围绕着科学技术与政治、技治主义、科技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科学的公众理解等一般性问题展开讨论,并将STPP(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定义扩展到“各种不同的行动者互动参与”,而且还围绕着医疗健康与公共政策、生物技术的全球治理、科技政策与气候变化、网络技术与公共政策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大会主席凯利•唐尼(GaryDowney)在开幕报告上首先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TS的各个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并将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从以往科学公众理解的单一媒体模式发展到现代科学与公众对话模式的多样化,他提出STS理论与研究方向需要更多地关注以“政策导向”的实践领域,寻求实现“民主化”的科学。来自西蒙福雷泽大学的埃里克森• 戴维斯(EriksonDavis)对医疗技术与设备政策作了生动的演讲。他的主要观点是医疗技术与设备在美国公众健康卫生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政策制定者应该慎重评估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包括检查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的技术解释条款,政府在风险管理与评估中的作用,试图探索联邦监管机构理解的风险协商与责任如何在设备设计和人身伤害上得到实质性体现。法国蒙特利尔大学的罗娜• 希顿(LornaHeaton)创造性地提出“公民科学”的概念,他认为在“公民科学”的情境下,科学决策是由那些不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参与者做出,提出“什么原因促成了公民科学的活动”?谁是主要的参与者,且为什么?什么是公民科学的显性/ 隐形政治议程?公民科学活动对科学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皮特拉• 阿尔维勒(PetraAhrweiler)提出了“智能经济的创新政策模拟实验(IPSE)”,该项目的宗旨是协助爱尔兰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培育服务于经济复苏的大学——产业——政府创新网络,一方面运用经验知情的社会模拟调查爱尔兰创新网络中的行动者、设计、流程和政策,另一方面与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政策战略开发,并且在计算机上对预测和分析促进经济复苏的新进展的选项进行测试。皮特拉认为IPSE的政策模型方法是以STS 研究为基础:它强调知识的社会学特征,并且主张协商和多个社区共同设计来确认创新网络的概念,具有高度互动性、参与性、反思性的特征。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梅兰妮. 斯莫尔曼(MelanieSmallman)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公众、专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梅兰妮认为科学的潜力推动经济发展,是科学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但是,科学治理和科学在社会的地位应该怎样理解?梅兰妮提出使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近年来英国高新科学技术的公众、专家、政策过程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打破了专家和政策的社会——技术幻想,但公众幻想是国家对市场和科学发挥真正社会效益干预的更强有力的手。在这种情境下,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正确理解和应对合法的公众关注,并要强调公众期望与精英行动之间的张力等问题。
 
        来自哥本哈根信息技术大学的马特. 威利斯(MatteWillis)在讨论了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非理性的管理问题,他认为对于“风险沟通”的理解与分析,不仅在于解释不合理的公众风险认知的问题,而且为政策制定者引导面临潜在威胁的公众反应提供更多地合理化意见,“行动中的STS”是一种参与模式STS研究,STS学者在政治参与中,如何寻找合适的位置? STS的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适应开放性的社会?如何运用STS的理论方法诠释专业知识,并且帮助政策制定者对这些专业知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理解?这次会议对科学技术与法律、制度以及伦理问题都给予了关注,提出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协调性、实践性的特质渗透到各个科学技术领域,它能够通过交叉学科和融合的方法将不同领域的科学与利益相关者整合到一起,并引导科技创新,用以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3.其他相关STS议题的研究
 
        本次STS年会不仅汇集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STS等专业领域的研究,还汇集了大量的来自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研究、高技术的社会伦理学研究以及非洲的STS研究。围绕着科学、技术与全球气候变化;绿色设计与后现代消费;生物制药的性别研究;女性主义;东非的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研究;非洲的科学技术与发展等等,与会者就以上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挪威科技术大学的科什内斯. 克里斯滕(KorsnesKristensen)做了“作为交叉学科的气候变化”的报告。他探讨了挪威的人口政治、土地再生产能力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族群动力学是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现今挪威的人口过剩与资源可持续问题依然受到本国人口增长政策的影响,因此,气候政治与生命政治的相互作用是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重点。美国德州西南大学医学中心的福林德. 格雷内尔(Fred Grinnell)提出了基因学改变传统医疗术语的问题。他认为,一旦遗传基因的携带者面临生理疾病的风险,那么基因测试很可能改变以往人们对疾病、病人和治疗等词语的理解,例如,“疾病”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风险”。因此,需要将更多地基因组学方法引入到医学发展中,并且要强调基因药物对症前的风险问题。非洲国家的STS研究也是本次年会一个重要议题。斐京科技大学的曼努埃尔. 希特(Manuel Heitor)的报告是南非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研究:寻求公平发展。通过对南非GDP与科技创新制度的案例研究,希特分析了影响科技创新制度实现科学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且考察了南非科技创新政策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和产出,他批判了那种非均衡化的科技投入和产出政策,因为非均衡化的科技政策必然导致国家整体科技发展的失衡。
 
        在本次STS总结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的主题以及对围绕该主题的探讨,是一个理念上的革命,开辟了国际STS领域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推动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会议宣布下届年会将于2016 年在西班牙举行。
郭佳楠,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