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前沿探究——第十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张梦
  • 创建于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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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登封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围绕大会主题“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与会代表从历史的、当代的、国外的、中国的、理论的、现实的等不同视角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

杨怀中理事长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阐述了“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之间的关系:其一,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都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又统一于科学技术实践,科技文化蕴涵着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是科技文化的重要构成;其二,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也缘于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科技文化具有内在伦理精神和外在伦理价值;其三,科技伦理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当代融合的重要领域,科技伦理的兴起和发展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把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

1、科技文化的历史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在题为《科学与人生观新论》的报告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提出了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最终并没有得以令人满意的解决。“科学派”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玄学派”狭隘的人文主义人文观及其尖锐对立,是导致科学与人生观二者截然分离的重要根源。其实,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由科研成果、行为方式、科研体制和精神价值诸层面构成。对于无数科学家来说,科学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家及其科学共同体自然会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主要指科学文化特别是科学的精神价值观所蕴含的人生观,包括科学信仰、对科学人生的追求以及通过科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的人生观不仅代表着整个人生观中求真的维度,而且它在求真的同时也在求善和求美。

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教授探讨了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在中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中既得到鼓励又被无形束缚,在政治文化中既得到利用又受到压抑。近代以来主要还是处于工具地位,其工具的实用功能被重视,其理性的文化功能则受到轻视。科技文化在中华文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在会得到调整。中国古人对科技的态度类似一般人对马的态度:使之,驭之。未来更文明的态度是把圈养使役的马,变为放养的马,当然也不是野马,这类似蒙古人对待马的方式。

江苏大学李丽教授在《知识–价值–文化:“科学”概念在中国的发展主线》一文中指出,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国人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隐含着一条发展主线,即:“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在几乎整个20世纪,科学被理解为实证知识的体系,其价值功用在此知识论视阈的基础上逻辑地衍生出来。20世纪末的西方“科学大战”和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国人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由知识论发展成为兼容形上和形下层面的文化论体系,突出“科学”作为以人文文化为基础的“统一科学”的新特点。这个转换历程折射了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培育》的一文中指出,传统工匠的社会历史地位较低,现代科技时代工匠似乎远离我们而去,工匠精神更是淡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视野。然而,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不仅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专家,也需要千千万万能工巧匠。工匠精神所涵括的尊师重教的师道精神、一丝不苟的制造精神、求富立德的创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工匠精神的当代培育既要注重传统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更要契合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2、当代技术前沿的伦理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肖显静教授基于生物完整性损害的视角分析转基因技术伦理问题。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长沙理工大学陈万球教授在《挑战与选择:会聚技术立法的伦理反思》的一文中指出,会聚技术作为主导21世纪技术革命的新兴技术群,给人类法律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与挑战,我们必须主动应对。它对法律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法律价值、法律主体、法律权利和法律秩序上。为了引导会聚技术始终在符合人类利益的轨道上发展,对会聚技术进行立法调控十分必要。会聚技术立法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包括:促进技术发展与科技以人为本相结合;正义与效益相结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

河北北方学院李振良教授在《医学工程化:问题、原因及消解》一文中提出,现代医学与现代工程学的结合催生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兴起。生物医学工程在促进医学进步的同时也加剧了医学的“人文困惑”,使人的机器化、非人化,其原因在于生物医学模式、非理性健康需求和工程的逐利目的。消解医学人文困惑,需要转变医学模式,将生物医学工程纳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规范健康需求,还医学“仁学”的本真。

3、国外技术伦理前沿理论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王国豫教授在分析尤纳斯、罗波尔、胡比希、哈斯泰特等的技术伦理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伦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有关生命伦理学和基因伦理的讨论为例,阐明伦理问题的原则层面、规范层面和操作层面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说明技术伦理争论的焦点问题,大部分并不涉及到伦理的原则层面,而是与规范层面的文化相关,证明技术伦理学不可能脱离技术所负载的文化。

武汉理工大学毛新志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桑德尔的基因伦理思想初探》的学术报告。桑德尔的基因伦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这本著作中。其核心观点是:人性是基因伦理的基础和核心;关注基因科技、基因工程对社会公正的影响,强调社会公正是对基因科技发展进行价值规制的基本原则。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反思当代基因科技对人类的深远影响,丰富和深化基因伦理研究,对基因科技的应用提供价值指引和伦理规制。

湖南师范大学李伦教授介绍了赛博伦理学的发展概况。赛博伦理学是研究基于计算的人机关系、万物关系的伦理学,是赛博社会的伦理学。赛博伦理学的议题主要包括信息伦理、黑客伦理、数据权、隐私、身份、安全、公正、自由、开放和共享等问题。赛博伦理学也是一种汇聚伦理学,将汇聚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信息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认知科学伦理学、神经科学伦理学、新材料伦理学等学科,从而成为一个具有统摄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伦理学研究平台。

4、科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研究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分析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影响。经济文化对科学文化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对于处于后范式阶段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理论的内核发展则较少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造成科学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组织化、制度化结构的性质,是保持科学文化稳步发展的基础条件。当代科学文化具有知识论、政治论、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维意义,社会发展离不开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协同进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国章教授探讨了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的关系。对科技文化的理解必须突破传统狭隘的理解范式,现代科技文化是自然科技文化与社会人文科技文化差异协同的系统化。现代科技文化系统观是正确理解现代科技伦理的基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有序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研究员提出,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是驱动社会进步的两轮。科技创新推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包括文化发明创造和文化发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要完整、全面地认识创新体系。创新不是单纯指某项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变化和整体转型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进行创新整合,特别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整合,以此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

5、生态文明观念文化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教授认为,变革传统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生态观念文化体系的构想。应全面反思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观念文化,实现自然观、生存观、发展观、价值观、伦理观、消费观和幸福观的根本变革:从机械自然观转向生态系统自然观;从“征服自然”的伦理观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观;从“增长至上”的数量型扩张发展观转向质量型可持续发展观;从“控制自然”的科技创新观转向“环保优先”的科技创新观;从“奢侈性”消费观转向适度消费观;从“物质至上”的享乐观转向“精神至上”幸福观;从“重物轻人”的价值观转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郑州大学谈新敏教授认为,人对自身存在的自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前提。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只能顺应自然规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要树立“生态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人的改造自然行为要自觉地择其善者而为之;作为一种自由存在,人只有在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的必然性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才有自由。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晓江研究员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开发绿色气候能源的多向进路。必须正视全球气候变暖与碳排放激增呈正相关关系,人为因素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源;亟需意识到大力调整能源结构,显著提升绿色能源消费比重,是中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担当负责任大国角色的紧迫任务;亟需树立“绿色气候能源”为重心的低碳、减碳的发展理念,实现从依赖储存于化石能源中的古气候能源,转型为多向进路开发当下气候资源中的绿色能源的发展战略。

6、科技传播文化研究

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针对新媒体时代我国文化网络传播面临的信息失衡、语势弱化、意识形态控制减弱、非理性因素增多、文化认同危机等诸多挑战,提出需要对文化网络传播进行伦理审思与理论构建,即遵循文化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大数法则”,强化“主体意识”,构建“话语共识”,坚守“责任自律”,宽容“文化他者”,使文化网络传播朝着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以最大效应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江西财经大学黄欣荣教授在《大数据时代的伦理反思》一文中指出,大数据时代要求实现数据的自由、开放和共享,但我们因此时刻被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由此带来个人隐私保护的隐忧,产生了人类的自由与责任问题。大数据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人类本性,对大数据的规制最终要归结到对人本身的规制。应对大数据时代的伦理问题,要求保持开放心态,坚持分享精神,坚守伦理底线,加强数据立法,倡导透明公开,确保人性自由。

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分析了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同行评议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交流方式,一般发生在两个领域:一是和亲近同事包括工作同事、朋友、学派等成员之间的交流;二是和潜在的大批学者包括作者、读者之间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交流。为了特定的目标和计划相协调,学者选择第一或者第二或者两者相结合的交流方式,选择哪个交流领域是构成科学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行评议中这两种领域的抵触产生了利益冲突的倾向:其一,同一群体为不同利益服务;其二,不同群体捍卫公共利益;其三,单一群体维护公众信任;其四,同行评议本身催生利益冲突;其五,同行评议中多方参与引发利益冲突。对策(公开、监督、打破光环效应和马太效应、自律、立法)。

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在大会上所做的题为《科技社团文化论纲》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科技社团文化建设势在必行。科技社团文化有一个形成、制度化和社会化的进程。科技社团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教育、引导、传播、凝聚、统筹等功能。建构科技社团文化要注重创新推动,强调治理实践。

7、技术哲学文化研究

东北大学朱春艳教授提出,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注重发挥“艺术生产力”的功能。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也是生产力,它作用于人的思维和审美意识,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艺术生产力在作用上不同于物质生产力,它不能直接改造外在世界,而更多地是着眼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艺术生产力”思想表达了马尔库塞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特征的良好愿望,但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限制了这一理论的现实化。当代中国,“美丽中国”治国理念的实现要求发挥艺术的生产力功能,以推进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

大连理工大学文成伟教授从哲学诠释学视域分析了高技术伦理形成的路径,首先,科学实践活动是高技术伦理形成的实践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专家在技术产品中的伦理指向以及技术产品的伦理意向性在生活世界中得到延续和落实;再次,高技术伦理实践过程中管理的语境分析;第四,公众在高技术时代的生活实践中必须有风险意识;第五,在不同的层面,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员和队伍对高技术伦理做出符合人们经验世界的建构,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真切地把握到高技术伦理的指向和道德规范。

长沙理工大学易显飞教授分析了“两种技术哲学”融合的可能性及进路。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差异与分歧主要从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体现出来。基于此,应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研究,它实现了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内容的二重化;采纳“经验转向”与现象学的视角为主要认识维度,要真正全面反思技术,就必须基于对技术的充分描述和将现象学“范式”用于技术哲学研究;注重对技术哲学研究主体进行“两种文化”的教育。上述经验的或现象学的进路以及三个环节的具体应用,对促进两种技术哲学的融合将起到一定作用。

夏劲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大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130余位专家、学者,既有多位学术造诣甚深的国内著名专家,又有许多中青年后起之秀,还有一些莘莘学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我国科技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后继有人。经过广泛、热烈的学术探讨和交流,与会代表在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之间的关系、科技前沿主要伦理问题及其应对、生态文明时代应树立的科技文化观念等方面形成共识,对如何充分发挥科技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建议,此次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推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有力度的贡献。

(夏劲,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