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相容再添新论据——“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泰山沙龙综述

  • 张梦
  • 创建于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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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来平教授作为领衔专家,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山东大学联合举办了题为“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山东省科协第九期高端泰山沙龙。该沙龙是在去年年底成功举办的以“传统文化对科技的作用”为主题的第三期泰山沙龙基础上,对主题的深化。沙龙旨在围绕儒学的人文资源与科学,进一步探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原校长刘源俊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研究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研究员等近20位专家和山东省科协副主席纪洪波出席。

一、儒学自身与科学具有亲和基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学的内涵极其丰富。以儒学的核心概念或范畴作为切入点考察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某种优势和代表性。不少专家选择以“格物致知”为例探讨二者关系.

“不可通约”、“缘木求鱼”是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发言的两个关键词。“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格致’这个词不能脱离儒家的语境来理解,如果作为一种宽泛的、抽象的解释的话,那什么都可以挂钩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到它的语境,基本是指儒家的修养功夫这样一种意义。它同科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那种认知取向,具有不可通约的关系。”此外,这种“不可通约”性还表现在格物致知与科学预设上的差别、方法上的差别以及格物致知与西方科学对“物”的性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何教授认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分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学同西学之间异质性的关系。这种本质意义上的差别,意味着要使得儒家文化成为滋养科学的积极资源,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鸿生教授观点略有温和,他认为“儒家讲做人的第一要务就是格物致知。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目标,没有树立独特的文化价值,它的目的是为了修齐其治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科学的精神上,就像希腊的文化讲普罗米修斯是被束缚起来的”,“儒家为平治天下推崇格物致知、知识被作为一种工具的这种文化传统是主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针对两位教授的观点,马来平教授主张,既然格物致知与科学在历史中相遇,那么理清二者关系的出路也应回归历史,动态地加以考察。在马教授看来,格物致知概念在历史上曾历经两次重大转向。第一次重大转向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格物致知说在伦理学的大框架内把人的认识引向外物、引向探求外物客观规律的倾向实质上是在主张:致知不是单纯的读经明理,反身而诚,而是读经明理、反身而诚与格外物相结合。即“向内”和“向外”相结合。程朱把格物训为“即物穷理”,客观上起到了突出接触外物重要性的作用。上述观点回应了何教授所认为的格物致知的“物”与科学所认识的“物”完全相异的观点。第二次重大转向则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转向。这表现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认知含义的强化、王学末流格物致知观遭遇重创和程朱“格物穷理”概念逐渐用于指称科学等方面;同时,在实学家经世致用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如,顾炎武后半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亲密接触百姓,考察山水地貌,直面大自然;颜习斋晚年主持樟南学院,该校设有星相观察室,教学内容涵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五子兵法、水学、工业、象数等”。这次转向的积极后果是一方面促进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转型。历史事实证明,格物致知与科学不仅通约,而且前者出色地充当了儒学通向后者的桥梁。

马教授强调,明末清初用格物穷理表征科学,绝非仅仅借用程朱理学概念的躯壳而与其内涵毫无关系。命名科学借用格物穷理之学,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经过多年钻研、翻译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做出的精心选择,而格物穷理这一概念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具有突出和强化格物致知认知含义立场的实学思想家的欣然接受。因此,在马教授看来,历史上的格物致知概念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过程充分表明,格物致知与科学是相容的。进而言之,与何教授“缘木求鱼”观点相反,马教授得出了“格物致知与科学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相容的基因的”最终结论。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尚智丛教授也认为格物致知对于中国科学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他认为,“真正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尤其是对于自然事物的规律认识有影响的就是在这里。”他认为程朱将认识分为格物、穷理、致知三个阶段“是把经验主义认识倾向跟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和方法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认识。”格物致知与科学间的关系“不是有矛盾,也不是两类认识方法的差异,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之所以当前还有很多人认为儒学与科学之间不相容,在于清代兴起的“西学中源”说在作怪,“儒学有很多是超越科学的,儒学有很多自己的知识。但单从认识自然事物的角度来说,跟今天说的科学认识角度来讲,它没有做到,它是需要接受来自于西方的认识的观念和方法。其实就差这种方法,观念是一样的”,尚教授如是说。

山东大学的常春兰副教授则选择了中西文化中共有的重要组成因素——“怀疑精神”作为探讨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典型案例。常教授认为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怀疑精神绝非西方独有,它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份子。这从西学东渐中儒士们接受西方科学的过程中有所体现。常教授指出,在乾嘉考据学时,怀疑精神已有所展现,方以智很明确地表明对一切进行怀疑,再到民国胡适时,已经很明确地把怀疑当做了一种科学方法。这说明儒学传统中的怀疑精神在西学东渐时期科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间接证明了儒学中的多项范畴或精神都与科学具有亲和性。

二、儒学与科学应是,且应能相互补充

“科学与儒学自是不同的两回事。‘儒学’指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以降,在中国发展的,注重‘人文化成’的文化之学;‘近代科学’指约三、四百年前伽利略后,在西方发展的,注重人文主义的验实明理之学;近代科学如何能与儒学放在一起谈?”曾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首先指出了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别。不少专家同意这一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从儒家文化的各个侧面入手对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刘教授认为,任何学问都要从知识层面、方法层面和精神层面谈起,儒学与科学知识层面“各不相干”,方法层面“相差无多”,但就精神层面而言,则“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原始儒家的精神其实是相通的。他指出,儒家经典中虽少西方科学中常讲的“真”,却重“是”,儒家经典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实是科学精神的极佳诠释。科学固然有厚生富国的正面效益,但也带来两方面的严重不良后果,“一是社会的畸形发展与人心的堕落;二是地球生态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面临这一重大课题,中华固有文化里重视的‘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与‘赞天地之化育’等的态度,无疑有助问题的解决。”因此,刘教授强调,“科学与儒学应是,且应能相互补充的。”

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从阴阳学说与科学的关系展开研究。他认为,“阴阳学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是‘内在同一’,自古以来就融于中国传统科学中。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世界特性和规律,与阴阳学说所认识的阴阳规律深刻地内在同一。”祝教授指出,阴阳学说中的“太一”本元观、“一分为二”发生观、“阴阳交而生物”发展观,与现代科学发展内在契合,通过揭示和阐明其真理性思想,改造其朴素的形式,剔除掺杂于其中的各种糟粕,阴阳学说将成为未来哲学与科学的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山东大学的王新春教授认为阴阳学说作为儒学的一支,其发展到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一批士人时,他们认为阴阳二气的交感流转背后有一个所以然,这个所以然叫道。天地人物背后有一个终极的共同的根基叫天理。它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它所要探究的是一个“美真通而为一的整体宇宙的图景,整个宇宙就在这样一个以天理为根基的,以阴阳五行流转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得以展现实现了出来。”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儒学与西方的科学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王教授主张“我们可以从这些内涵当中去揭示、去找出可以为今天的科学的发展可以利用的因素,但是不能强硬的把它说成这是科学的。”

易学也是儒学重要的人文资源之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宋芝业副教授通过对清代部分数学著作的研究发现易学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数学发展方向上,促进了数学发展由以商业应用为主的传统珠算向中西数学会通的转变,从而出现了清代中后期传统数学的全面复兴,也向现代数学迈进了一步;在数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的数学著作由对“周易”命题或概念的诠释而产生,从而催生了数学成果,影响了数学著作的形式,有的数学作品中援引“周易”编排形式和卦画组合方式以利于对数学内容的理解和传播。

儒家孝道观对中国医学也有促进作用作用,湖南大学徐仪明教授指出,“儒家历来认为行孝是立身之本,是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孝在传统儒家学说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正是这种重要地位使得自先秦至汉代出现了医孝合一的观点,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第一波的推动作用。至宋代时,二程又对张仲景等人的医孝合一进行了推广,“这样两波医孝合一观念的推动作用,充分显示在古代医学的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深度上促进了医者深入钻研医术,广度上促进了更多士阶层学医,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之所以中医发展到近代落后于西医,刘源俊教授认为,究其原因在于它“只重师徒传承、敝帚自珍”、“科举制度使得医者的社会地位不如‘学仕’”、“西医拥有庞大的培育与医疗体系,中医无力抗衡”以及“近代以来国人自信的缺乏”,而这四条原因远非儒学的责任。

山东大学翟奎凤副教授选取了儒家另一核心范畴“气”进行讨论。他认为,“儒家文化资源里面有一些因素是能够促进科学更好的发展或者对科学是一种启发的”,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这些资源统归为“气”。他借李约瑟教授观点指出,西方现代科学中非常前沿有机自然观在中国古代一直很发达,而这种自然观在根本上就体现在中国气的思想上,因此,儒家气的思想对于未来有很重要的作用,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王鸿生教授也指出儒家文化要通过“返本开新”、“接今入新”和牟宗三先生所说的“良知坎陷说”这“三途一道”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促进现代科技的发展,而这说明了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资源对于未来科学的发展都可资利用。

 

三、儒学经世致用的追求促使了儒学对科学的接纳与包容

无论是原始儒学还是新儒学,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儒士们入世的精神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儒学这一特点也成为不少专家论证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切入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和韩琦研究员从翔实的历史资料入手,力图梳理出康熙对科学的态度以及背后隐藏的儒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刘钝研究员指出,康熙初登皇位之时,朝廷内外面临诸多麻烦,但那时的康熙帝就已经开始向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国家稳定之后,康熙更为重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要求传教士为他讲授欧氏几何学中最实用的部分。刘先生指出,除有在满汉大臣面前炫耀的因素外,河工水利等方面的实用需要也是康熙接受科学的重要原因,并且传教士编制的《几何原本》的汉译本还被收入康熙御制的《数理精蕴》中,成为其上编“立纲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西方的几何学知识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面貌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技的近代化发展;同时,刘先生指出,儒学中的反智主义倾向也阻碍了中国产生以实验、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

韩琦研究员认为康熙对科学的重视源自于他想要将此作为控制和影响汉人的工具,试图通过掌握科学来控制汉人、治理国家。正是由于他的政治目的、实用指向再加上他强大的影响力才使得更多文人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不过,康熙在相当时间内垄断了部分西方知识,使得这些知识秘而不宣,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王鸿生教授认为,“事实上中国古代各朝代的统治,不无论是从民生的。角度还是从维护天下稳定的角度,都会非常注重科技的应用。包括起用一些科技的人才,甚至直接主导构建一些科技的工程,这都是毫无异议的。”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观点也指出,“儒学是讲求致用的学问。虽然儒学讲求的致用主要落实于道德、政治,但是,为了真正实现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架构,儒学也追求与实用相关的科学技术,并促进实用科技的发展。”这从两次西学东渐时期徐光启、魏源、张之洞等人从经世致用出发对科学的重视上可见一斑。同时,乐教授强调“中国科技的近代化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沙龙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讨论富有成效,对进一步深化理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具指导意义。《光明日报》、《大众日报》、《中华读书报》、《联合日报》以及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国学网、联合网等多家媒体刊发了关于沙龙的专题报道。据悉,与会专家现场发言将在会后另行整理出版。

(王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