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综述

  • 张梦
  • 创建于 20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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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下称《通讯》)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30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个单位的20多位编委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通讯》杂志主编胡志强教授主持,他首先对赴会编委及通过各种途径对会议召开给予支持与关怀的编委们表示衷心感谢。接下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苏刚教授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宣读关于批准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的决定。新一届编委会由朱清时先生任主任委员,范岱年先生任名誉主编,刘大椿教授、胡志强教授任副主任委员,编辑委员会由51人组成,任期3年。苏刚副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他谈到《通讯》之所以成为国内自然辩证法界深具影响的一本杂志,与历届编委的努力及全国兄弟单位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他希望在朱清时先生的领导下,新一届编委会能够继承以往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新形势新契机之下,联合各方面专家,尤其是邀请科学家同仁共同参与,与哲学家一起合作,把《通讯》这个学术平台办得更好。

前任编委会主任范岱年先生是《通讯》杂志的主要奠基者,自1980年代初就任《通讯》常务副主编后,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创办《通讯》上,历任《通讯》的常务副主编、主编职务,直到退休后,仍然担任了杂志的第一、二、三届编委会主任,为《通讯》杂志的成长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范先生发言说,“鉴于年龄的原因,我本打算只担任一届编委会主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在2013年又连任了一届。现在成立了以朱清时院士为主任的编委会,阵容更强了,希望在新一届编委会的领导下,《通讯》发展得更好。”与会编委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德高望重、已经九十高寿的范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随后,新任编委会主任朱清时院士发言。朱院士忆起自己在60年代还是大学生时,因学习量子力学的缘故而成为《通讯》杂志“粉丝”的经历,他说,“那时老师们的基本要求是让我们弄懂怎么使用量子力学,而对其背后的哲学问题并不要求弄懂。但这么多年来,自己对这些问题一直感兴趣,也努力想将这些哲学问题搞清楚。”他说,那时候《通讯》的全名是《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经刊登过若干讨论相对论哲学基础的文章,激起了很多大学生对于科学哲学问题的兴趣,“其中也包括我。所以我对《通讯》杂志是很有感情的。范先生作为前辈,在哲学所时就做出了十分杰出的工作,他的名字我们年轻时就经常听到。而今,将《通讯》杂志办得更好的希望落在新一代年轻学者专家身上,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将这件事做好。”

会议茶歇期间,全体与会者合影留念。之后的会议由《通讯》杂志副主编王大明教授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胡志强教授,内容是向编委们汇报《通讯》杂志的工作情况。他说,在范先生的领导下,《通讯》杂志社在上一届编委会任期内的工作总体上比较平稳,每年收稿数量约为800篇,录用120篇,用稿率为15%。此外,也进行了几项新的改革。第一是扩容。在学校对杂志增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杂志每期新增了一个印张,达到160页,可多刊发稿件4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稿慢的问题。第二是杂志改版。根据对杂志版式调研所获取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对杂志的版式做了改动,主体文章从原来的通栏改为双栏,从而提高了文字的易读性。第三是实行专题制。也即每期组织一个专题,每个专题围绕某个具体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篇数在3-5篇。专题制施行以来,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好评。第四是刊物的国际化。目前,这项工作已迈出了一小步,不仅将作者来源扩大到港澳台地区,也开始扩大到欧美国家的学者,基本上每期都有1-2篇外国作者的文章刊出,甚至包括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皮特这样的国际科技哲学大家的文章。第五是编辑队伍和杂志网站的建设。目前《通讯》杂志网站已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服务器,中文网站完成了相应的改版,正在筹建英文网站。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原有的编辑人员之外,又增加了4位编辑,编辑部目下工作人员共10人,其中编辑人员9人。在审稿流程方面,加大了稿件专家外审的力度,以确保审稿工作的质量。总体而言,《通讯》在学术界和众多学者心目中保持了良好的印象,但毋庸讳言,《通讯》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2016年4月底,编辑部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了一次青年作者座谈会。会上集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即发稿周期和审稿周期过长。对此,编辑部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将努力对审稿和刊发周期做出调整,包括提前将期刊的电子版上网。此外,在期刊评比方面,相比国内同行,《通讯》的引用率偏低。引用率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编辑部重申要在学术风格和品位的前提下,努力提升期刊的引用率。胡志强主编最后希望各位编委对编辑部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在随后的发言中,河北师范大学的邓明立教授坦言:每次开会都能见到德高望重的范先生,十分高兴。《通讯》之所以办的很好,与范先生和老一辈的投入、各位编委以及杂志工作人员的付出密切相关。关于引用率指标的提高,关键在于要会营销,要重新建立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关系,尤其是要吸引一些知名的、对科技哲学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加入,十分有意义。这样既能听到不同科学家的声音,也有利于提高引用率。

清华大学的王巍教授说自己通常是把最得意的文章投给《通讯》。在期刊的建设方面,王巍建议编委们能积极参与每一次编委会会议。建议将编委会队伍年轻化,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联盟的力度。王巍教授特别介绍了自己在国外访学时国外同行专家建立科学家与哲学家联盟的事例。

广西民族大学的万辅彬教授认为,虽然学术期刊不该完全跟风,但对科学哲学前沿的关注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对近期的人机围棋大战、量子纠缠等热点问题的关注与探讨。《通讯》搞专题制研讨很好,形式可以再自由一些,可邀请一些专家围绕某个专题自由地发些议论,不一定非以正式论文的方式进行。同时万教授也赞成编委队伍年轻化的建议,建议期刊多关注青年科技史学者的文章,以便发现新的作者群和新的专题。

在如何扩大刊物在下一代青年学者和学生之中的影响力问题上,中山大学的朱菁教授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召开一些以年轻学者和学生为主的学术会议,帮助年轻学者亦即读者尽快成长起来,这样在宣传《通讯》杂志的同时,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肖显静教授认为,如何将国外相关的前沿学术研究介绍到国内且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主题相结合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通讯》科学哲学这个栏目的文章多偏向于正统科学哲学,而具体化的、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关的文章较少。这方面很有必要加强。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李伯聪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始终应把期刊的质量放在首位,将引用率指标放在次位。第二,应首先认清《通讯》存在的问题,然后思考如何从诸方面提高《通讯》的水平和影响。《通讯》曾在年轻人中间影响较大,而今却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通讯》过去不仅是知识传播的平台,也是启发思维的平台,忽视其中的一个,都会产生不良后果。希望《通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继续坚持以往的优良传统。

山东大学的林聚任教授谈了自己的两点看法。首先,他认为《通讯》的影响未能渗透到国内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内,社会学学者对《通讯》参与的人数有限、力度不够。尽管《通讯》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仍能感觉到与社会学学者的对话较少。因此,应努力将刊物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给予更好的结合,并努力扩大到社会科学界去。

厦门大学的曹志平教授就《通讯》的改善提了两点建议。第一,作为科学和人文交流的平台,《通讯》应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坚持下去,同时在栏目的设置上考虑“国际化”与“中国化”的结合。第二,应对年轻的博士生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注。对于博士生的投稿,若不录用,也应及时给予回复,审稿专家还可以对一些处于录用边缘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以帮助这些年轻作者提高自己,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孟建伟教授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自然辩证法学科不似1980、1990年代那般热,且学科群成员学科背景多偏文科,这是影响学科和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应组织发表一些对自然科学前沿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文章,以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某些实质性影响,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科学事业产生影响,这样也能提高杂志的影响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李晓岑教授认为,《通讯》的综合性避免了一些杂志专于细节史实考证而忽视科学思想发展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影响力的扩大,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所以应该继续坚持思想性的特点,最终必将有利于引用率的提高。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郭世荣教授赞同李晓岑教授的观点,即《通讯》的综合性是一大优点。此外,郭教授也提出两点认识。第一,随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由必修课变为非必修课,势必导致大量相关教师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这对于《通讯》杂志既带来了困难,也增加了机会。困难的是来稿数量可能大大增加,导致评审工作量的大大增加;而机会则是获得质量上乘稿件的概率也大为提高。第二,杂志应该加大对新媒体平台的利用,可考虑适当将《通讯》的文章同时也发布在新媒体上,以便传播和阅读,使之成为提高刊物影响力的一个手段。

在关于刊物的学术性与普及性相互矛盾的问题上,北京大学的孙永平教授认为《通讯》应将自己明确定位于专业性杂志,而非普及性杂志,应引领国内相关专业的发展,此外也应多刊发一些批评性的文章,如书评类文章,既可是关于国外一些新著的评论,也可是对国内译著的评论。也可以刊发一些谈话形式的专题性文章。总之,学者间的互相批评与讨论太少,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十分欠缺,有待加强。

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指出,可以在每年假期组织一次博士生论坛,以此发现优秀的文章和作者,同时也能提携青年学者,扩大期刊在青年学者中的影响。

朱清时院士随后还做了补充性发言。他认为,在期刊总数大量增加的当今社会,一本杂志要做到受各方面的读者都很欢迎的程度的确很难,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创新点,这样才能抓住最核心的读者。《通讯》的核心读者,应该是除了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者之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那些对科学的哲学问题、历史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青年学生。如何吸引他们参与进来,是办好杂志的一项长期性任务。

胡志强教授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此次会议在各位编委、特别是范岱年先生和朱清时院士的大力支持下,按原定计划成功举行,杂志编辑部同仁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与会编委们提出了很多有利于《通讯》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尤其是一些以往未被我们认识到的不足。编辑部将认真对待每一项建议与意见,不断提升《通讯》的办刊质量。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通讯》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陈强强、王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