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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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于 201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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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编辑委员会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编委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通讯》主编胡新和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人文学院执行院长叶中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致欢迎辞,并宣读了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委员会的决定,为编委颁发了聘书。《通讯》副主编胡志强教授宣读了《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委员会职责(草案),并作了相关说明。

《通讯》编辑部主任王大明教授作了编辑部工作汇报。在汇报中,王大明教授简单介绍了《通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对策。创刊于1978年的《通讯》,在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鼓吹者,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引介者;在1990年代是纯化学术园地的守望者。在历任主编和编辑长期不懈的努力、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讯》已成为我国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学术声望高、社会影响大的核心期刊。《通讯》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同行竞争日益激烈,订户减少,国内原创性研究较少,优秀稿源有所流失,同时办刊资源尚有不足。进入21世纪,《通讯》将积极支持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等领域的原创性研究,鼓励跨学科研究与学术争鸣。通过组建编委会和专家组,《通讯》将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提升杂志的水平,扩大杂志在国内外的影响,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增强在学界的影响力。

在编委会集体合影之后,编委会成员就杂志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编委会主任、《通讯》前任主编,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范岱年先生叙述了《通讯》创刊前后的历史,提到了李昌、钱三强、于光远等学界前辈在杂志创办过程中的作用。在论及《通讯》在1980年代的作用时,范先生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启蒙。他引用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强调了启蒙就是使用理性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的两个敌人是专制和迷信盲从。当前我们国家启蒙的任务还未完成,《通讯》应该继续为此努力。在1980年代《通讯》提倡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例如在《通讯》上发表过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此外还有对李四光相关学术观点的质疑,对刘亚光事件的评论等。总而言之,范先生认为,《通讯》的风格就是鼓励大家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1980年代,《通讯》与国际接轨,通过系统引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确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规范。1990年代是《通讯》最为艰难的时代,中科院科技政策所想要取消《通讯》或改变其办刊方向,正是由于前任主编李醒民教授的努力,《通讯》才得以落户中科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在《通讯》随后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范先生认为,进入21世纪,到了中国学者创新的时候。他认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科学的价值,中国科学的传统重视伦理,这对于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与政策。范先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成功地管理城市,提出科学用的是分析、还原的办法,而管理是综合的办法。以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通讯》应该真正对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与建议,拿出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最后,范先生强调了成立编委会的重要性,希望编委能共同努力,为《通讯》在21世纪的发展尽心尽力。

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先生表示:对《通讯》成立编委会一事十分高兴。他提到与《通讯》密切相关的《走向未来》丛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革之后,《通讯》成为科学哲学领域的领头羊。它最积极地引入西方哲学,并讨论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进入21世纪,刘先生提出《通讯》应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今天面临的环境与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10年前我们还比较穷,但是现在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钱的问题。当前我们的文章很多,但是思想却没有多少进展。尽管SCI、SSCI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台湾的一个刊物进入了SSCI,但并不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刊物,我们没有必要将很多精力花在SCI和SSCI上,跟着别人走。重要的是,《通讯》要成为学界的标准:使得人们要知道学界的热点和最新进展,就去看《通讯》。《通讯》要在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学等方面有真正的创新,要脱颖而出。

《通讯》前任副主编、中科院研究生院李伯聪先生肯定了《通讯》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教学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1990年代,《通讯》来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李先生叙述了《通讯》落户研究生院的过程,并提到了王玉民(时任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的重要作用。虽然1990年代《通讯》的办刊条件很差,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这一名称一直未变。李先生还提到了《通讯》在刊登李佩珊先生所写的《是英文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一文过程中的相关细节。

《通讯》前任编辑、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先生认为,在《通讯》工作的日子对他来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樊先生提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想要来一个大跃进,就要有自然辩证法的指导,因此,《通讯》的级别比较高,创刊初期是以战斗姿态出现的。1978年的试刊号是由樊先生带到上海进行印刷的。樊先生认为《通讯》的传统有以下四方面内容:(1)引进西方学术思想。(2)探讨1949年之后形成的某些传统与经典,如“劳动创造人”等。(3)坚持科学精神,对不端学术行为进行批判,例如李森科、刘亚光、牛满江等事件。(4)编辑部内没有行政职务,充满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当时的编辑没有人想要去当官,这影响到相当一批研究生的成长。樊先生说到,《通讯》前任主编李宝恒先生早期尝试通过自然辩证法来指导科学前沿,例如召开的基本粒子会议和人工智能会议,随后发现力不从心。《通讯》最早召开了厦门的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开创了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此外,《通讯》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很重视,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樊先生认为李醒民主编在《通讯》发展史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由于1990年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通讯》变得不够大气。樊先生建议,《通讯》应该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围绕着创新去做文章。例如,可以去研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他举例谈到,强调“科学是生产力”这一观点,有可能让人们忽视科学精神,而使科学界中的弄虚作假成为常态。科学家在角色化的过程中,科学的核心价值应该确立。樊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道路曲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中国科学事业的“折腾”史,从“折腾”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的科学社会史。

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谈到他在读研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通讯》,《通讯》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引领者,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光荣。进入21世纪,《通讯》应当成为中国学术进步的实践者。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郭世荣教授认为《通讯》应该在规范化问题上下功夫。当前是社会规范要挟学者,学术不端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规范制约了学术规范。《通讯》应当探讨如何能够规范社会规范,如何向教育部提出符合学术规范的科研管理体制。河北师范大学的邓明立教授认为《通讯》在30年的光辉历程中启迪着我们的思想,引领着我们的成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者,我们都是受益者。

中山大学的朱菁教授谈到《通讯》在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正是受到《通讯》的感召而从事学术研究的。朱教授表示,能够成为编委很光荣,他将为使《通讯》传统发扬光大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建议《通讯》应该加强学术规范,关切时代特征,注意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加强影响。南开大学的赵万里教授谈到《通讯》引领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给他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建议,《通讯》现在到了创新的时代,应该寻找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这方面,中科院科学史所这几年做得很不错。《哲学研究》常务副主编朱葆伟教授谈到《通讯》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方面都是一流的,他个人订阅了16年的《通讯》。当前《通讯》面临的任务是提出关注中国现实的问题,把中国科学哲学的成果推向世界。以《哲学研究》为例,朱教授认为《通讯》应该坚持国际化的目标。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表示将会履行编委职责,尽自己所能支持杂志的发展。中科院科学史所张柏春所长谈到他从1982年就开始阅读《通讯》,并受到了科学史栏目编辑的支持。他建议《通讯》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大平台,在推进相关领域的新综合方面扮演新角色。

哈尔滨师范大学孙慕天教授订阅了创刊以来的所有《通讯》,并叙述了自己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现在成为编者的过程。这些过程给他留下了甜蜜的回忆。孙教授对《通讯》提出以下建议:(1)弘扬正气:弘扬正气就是对当前环境和文化的贡献,希望《通讯》能够继续下去。(2)坚持原创:现在到了中国学界对世界做贡献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创性成果,译成英文,然后推向世界。(3)提倡多元:顾准曾经说过,民主自由就是多元化,思想必须多元。《通讯》有多元化的传统,应该坚持多元化的道路。(4)做好减法: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讯》要开辟出新领域和新风气,要集中办好一个栏目,使之成为品牌栏目,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同时,《通讯》要坚持科学和人文精神,要坚持“博雅”的风格。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授谈到自己虽是老人,但对于《通讯》来说却是新兵。通过王大明教授的介绍对《通讯》的历史有所了解。他表示将会担负起编委的职责,从人力、物力方面为杂志做贡献。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也经历了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过程。他建议《通讯》建立网络版,在培养新人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并适当考虑地方院校的作者。《通讯》前任编辑、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表示《通讯》是业界的精神家园。他建议《通讯》应该以纯粹学术为主,并重新确立学术研究的规范。中央党校王克迪教授曾是《通讯》的编辑,他建议《通讯》仿效Isis建立网络版。浙江工商大学的徐炎章教授谈到,《通讯》是一面旗帜,他是吮吸着《通讯》的思想而成长的。浙江大学的盛晓明教授谈到学术刊物对于学者的重要性,并建议编委会建立一种机制,有助于规范和发挥编委对杂志的作用。《通讯》前任编辑、清华大学刘兵教授认为《通讯》的特点是敢说话,反潮流,有一种前卫的姿态。他建议编辑部要慎重考虑压缩每篇文章的篇幅以增加文章数量的做法,不应该仅仅满足体制的要求,而忽视学术的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建议《通讯》注意国际编委的作用,并提高英文摘要的质量。他建议《通讯》可以考虑开展专题讨论。东北大学陈凡教授委派代表出席,陈教授的代表表示将会把编委们的真知灼见带给陈凡教授,并表示将会继承前辈学者的传统。大连理工大学洪晓楠教授希望《通讯》能够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并表示自己将尽力履行编委的职责。

编委会副主任胡新和教授对本次编委会作了总结。他阐述了《通讯》的办刊理念:专家办刊、开放办刊、精品办刊,并介绍了编委会构成的几个原则:(1)在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文化学等各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2)地域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代表性;(3)与《通讯》夙有渊源。胡教授表示,《通讯》是社会公器,学者家园,希望编委们共同建设。他希望由栏目编辑与与编委协商议题,组织专题学术会议,选择优秀稿件,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新生力量的成长。

最后,叶中华教授表示,建立编委会将会使《通讯》在思想性和学术性方面更上一层楼。他感谢各位编委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中科院研究生院有责任支持《通讯》办得更好,同时也希望各位编委能够协力支持《通讯》不断发展。

(李 斌)

出席编委会会议的编委合影